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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现代经济研究的浅薄性审视

更新时间:2017-06-21 15:06:06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基于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的学者用以解释的机理也是不同的:如凯恩斯主义者乐于将利率视为政策作用的中间变量,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则以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的传导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根据事物(或现象)之间的这种作用机理,我们才可以对实证结果作更深入的逻辑分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数字之间的关系上;同时,不是仅仅停留在计量结论这一层次上,而是要通过计量结论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譬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利率传导机理:增发货币将导致利率的下降,从而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从而扩大就业。但显然,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因而就产生了问题:增发货币一定会导致利率下降吗?利率下降一定会导致企业增加投资吗?企业扩大投资一定会促进就业吗?

  

   我们分析如下:首先,如果增发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名义利率反而是上升的,这只会导致整体物价的上升,结果非但不会扩大就业反而可能使得就业市场萎缩;其次,如果利率出现了下降,这也不一定会导致投资的扩大,因为这里存在流动性陷阱或者企业预期以及银行惜贷等问题;最后,即使企业扩大了投资,这也不一定会促进就业,因为这取决于企业扩大投资的类型:是追加机器等资本密集型投资还是劳动密集型投资。事实上,在1997~1998年间,中国央行曾连续8次通过不同方式降息或增加货币供应,但对扩大需求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同样,在2007年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央行连续15次通过不同方式加息或减少货币供应,却无法真正缓解中国经济的过热状态。由此可见,同样一项政策,既可以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能加剧失业,既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关键在于与其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对政策的影响则要通过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来解释,因而因果关系也就是经济学理论所要揭示的。

  

   例2.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流行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往往会孕含着其货币贬值的预期。我基本理由是:(1)经济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的物资、技术,从而对外汇需要的增强;(2)由于中国投资建设的需要而对货币需求的过旺,从而中国社会货币供给也不断增多。问题是,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学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也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背反现象呢?显然,这就需要重新反思上述引起货币贬值的两方面理由:(1)当前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主要是内源式的,而不是像刚开放时那样主要依靠外资;(2)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外贸,正是通过出口的增长获取了大量的外汇资源。此外,迄今为止,中国所采用的仍是人民币结售汇制度,[7]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出口企业外汇留存并抑制了外汇需求,从而造成虚假的外汇“供”大于“求”的现象。

  

   正是由于特定的发展路径和汇率体制,当前中国社会对外汇的需求并不强烈,相反对人民币却有相当旺盛的需求:(1)由于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形势,大量外汇以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入中国;(2)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公司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同时,中国之所以可以通过大量出口获取外汇,也与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1)在信息社会中,生产技术具有高度流动性,因而中国产品的生产技术越来越接近国际市场水平;(2)尽管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远远没有达到刘易斯二元模型的临界点,中国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显然,传统的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变以及生产要素价格可以自由浮动的条件下,但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以前实证分析的结果,相反,要探究经济现象之间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

  

   那么,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为何往流于肤浅呢?很大程度上,这就与指导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关。事实上,自边际革命以降,功能主义逐渐支配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思维:它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致力于分析经济现象的存在表现以及现象之间的功能性联系。正是深受功能主义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科学仅仅是一种记录和数学化处理观察数据的“经济思维”或“简单”的方式而已,从而努力在观察数据之间建立精确的数字联系。正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支配下,现代经济学热衷于计量实证,热衷于用数字之间的功能分析来取代对事物内在因果机理的探究,从而就无法促进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进步。究其原因,逻辑实证主义支配下的经济理论研究存在如下两大逻辑缺陷。

  

   第一,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注重所谓的计量实证,并由此发现了一些“统计相关”关系,但是,它根本上却无法揭示体现事物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因果联系”。譬如,我们可以发现寒冷和感冒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但寒冷根本却不是感冒的原因;同样,尽管我们可以发现抽烟与肺癌之间的统计关系,却无法揭示吸烟导致肺癌的发病机理。事实上。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就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方法论立场,从而没有提出任何本体论主张。例如,Kirchgassner就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建构如“理性个体”等都被看作是组织经验研究的根据,并对之进行检验。[8]

  

   第二,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归纳推理做了在一定程度的严密化处理,但它并没有真正解决“休谟问题”:(1)当检验结果与理论一致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理论被证实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事实并没有得到检验;(2)当检验结果与理论发生差错时,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原先的理论错了,因为经济理论所基于的条件根本上是不可重复的。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强化两点基本认识:(1)基于归纳法的经验主义根本上无法证实和证伪理论,从经验事实中也无法直接获得一般性理论;(2)通过引入和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归纳逻辑更趋严密,但依然无法完全解决归纳问题。

  

   可见,尽管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关键在于能够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承袭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思维而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相应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现代经济学都呈现出严重缺陷:(1)它只注重事物之间的数字联系,而没有剖析产生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从而也就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2)它基于工具主义思维而导特定场合下的结论不适当地推广到其他场合,从而导致相应政策建议往往是指标不治本乃至荒谬的。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还将这种方法论工具主义视为是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继承,但实际上,波普尔明确拒绝方法论工具主义。

  

   四、挖掘因果机理的认识论思考

  

   经济理论需要挖掘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以及事物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问题是,如何填补现象(事物外在的呈现表象)与本质(事物内在的本来面目)之间的鸿沟?又如何才能使人类的认知得以从经验的具体层次上升到超验的理论层次呢?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有两种主要的思路:唯理派强调基于理性推理,经验派则注重事实总结。但是,无论是基于事实的归纳主义还是基于推理的演绎主义或者两者的联合都无法为现象设计出因果机制:归纳主义存在由单称命题导向普遍命题的归纳问题,而演绎主义则存在假设前提本身无法解释问题。为此,皮尔斯提出了“外展推理”的概念,试图超越这两种方法的各自局限,其基本思路是:把关注点部分地集中在潜藏于一切因果解释观念之中的本体问题上。显然,这就涉及到人类有关事物的认知思维问题,涉及到理性在经验认知中的作用问题。

  

   基于本体论对性质不同的结构和因果关系的类型进行识别是皮尔斯、杜威以及怀特海等发展的,但它可以追溯到洛克。洛克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次力图创立一个博大的认识论,自此开创了经验主义流脉,并影响了贝克莱、休谟直到康德。首先,洛克区分了感觉和反省,认为感觉和反省为心灵提供了认识材料,而心灵有对感觉材料加工的机能,正是在这材料上的加工构成了复杂的观念;而知识是关于人类任何观念相符合或不相符合的知觉,知识不能超越我们观念的范围,比我们的观念更加狭隘。其次,休谟试图将经验层次的现象观察上升到概念层次的因果:“因”被定义为其后有另一物件相继出现的物件,“果”则是新兴的第二物件状态。为此,休谟认为,因果关系的本性有这样几个特征:(1)因果之被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乃是凭借于经验,也即,关于这种关系的知识,不是由先验推理得来的,这种知识源于经验;(2)结果不同于原因,不能从原因中发现出来,也即,结果不能先验地、简单地从原因中推导出来;(3)因果观念得自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有三个重要特点:时空上接近,时间上有先后,并且是一种必然的联系。再次,在接受经验主义者的人类知识起源于经验和终止于经验的观点之基础上,康德通过知识划界的方式回应了休谟对科学和理性的挑战:一方面,他强调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认为凡是超验世界的事物都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经验不是杂乱无章的感觉和表象,而是可以理解的有序的感觉和表象,这是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其中,康德对理性思维的思索之深邃是前无古人的。康德认为,无论是极端理性主义还是极端经验主义都无法真正获得社会认知:(1)像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如莱布尼兹、沃尔夫等那样,通过理性自身,没有经验的数据,注定要失败,因为纯粹逻辑并不能教给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任何东西;(2)像洛克、贝克莱和休谟那样的极端经验主义者也不行,因为外部事实从来没有完全地呈现于“心灵的白板”,它们只能依靠存在于人心的范畴的帮助才能获得知识,而这些范畴是超越于任何经验的。[9]事实上,一方面,康德接受了经验主义者有关人类知识起源于经验并终止于经验的观点,强调只有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去整理由自在之物刺激的感官所引起的感觉材料,才能获得确定的感性知识,从而认为经验为理性概念提供了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康德又证明人类头脑中先天拥有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杂乱无章的感觉材料的普遍“形式”,并将头脑中的这种沟通结构称为“先验知觉”,它由直觉和理解形式组成:先验的直觉和外在感官将各种感官材料综合成时间和空间的秩序,然后综合的结果在范畴(理解力形式)的加工整理下就被带入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因果关系之中,因而整个复合体就统一在“先验认识”之中。[10]

  

在康德看来,综合的过程对所有有理智的人来说都是预先存在的和共同具有的,这种先验的综合能力给予人们提供经验和阐述自我经验存在的连续性;也即,先验的认识将所有的经验联系于思维的自我,而思维的自我则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连续的、存在的和运动的本质。显然,康德既不满足于理论理性的应用,也不满足于先验理性的思辨,而是试图用理性批判经验,用经验批判理性。为了克服极端理性主义和极端经验主义的困境,康德开始了他的批判三部曲。首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考察了理论的理性,集中探讨了理性认识问题,它通过对理性的纯粹推论的考察提出了将知性范畴运用于理性推论必然导致的二律背反,对那种独立于一切经验的抽象、先验理性提出了批判。其次,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考察了实践的理性,集中探讨了实践主体的道德意志问题,它通过对那些规定道德行为的“意志”的本质以及它们遵循的原则之考察而把人的主体性问题突出出来,从而对那种基于纯粹经验的实践理性进行了批判。最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考察了美学和目的论的批判,它努力寻求理性认识和实践意志这两个分割的世界的沟通,认为自由的道德律令要在感性的现实世界实现出来,其中介是反思判断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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