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晓虹: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

更新时间:2017-06-19 20:49:28
作者: 周晓虹 (进入专栏)  
再度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这一任期内,傅高义的努力使“费正清中心事实上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波士顿分部……这段时间也成为中心四十年来最为活跃的时期”。

  

   记得傅高义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不久,即开始强化他的汉语,每周二、四两个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来的女老师学习中文。我当时并不知道缘由,只是感叹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才知道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开始了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用了十年时间撰写长达七百余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一书。而再度学习中文,像他后来所说,只是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从而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后来被誉为“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的著作,获得了包括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等一系列奖项。二〇一三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到我十月再访哈佛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五十万册。那天傅高义告诉我,六十万美元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从一九五八年研究日本开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傅高义为以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亚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在我们前面述及的其主要的研究经历和出版物中,两部涉及日本,三部涉及中国,一部涉及韩国,一部涉及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而所有的研究主题都可以归于一句话:东亚的现代化。即使有关邓小平和朴正熙的两部人物传记,其主题也都是围绕中韩这两个传统相同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的,因此除两位颇具克里斯马权威的传主的姓名不同外,两书的副题惊人的相似,都是transformation:或中国的转型,或韩国的转型。

  

   导源于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的渊薮,一直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一九一五年,在韦伯写成《儒教与道教》一书时,他将十年前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所讨论的那个主题推演到中国,即在中国能否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的问题。尽管韦伯的著作写于一九一五年,但该书的英文版经由H.格斯翻译出版,却是在“韦伯热”初起的一九五一年,这和战后作为美国“地域研究”主体之一的中国研究的兴起正好同步。这一巧合,加之战后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科学进而对费正清及其中国研究的影响,上述韦伯式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能否产生”的问题,自然很快成了刚刚成型的中国研究的基本主题。虽然帕森斯和韦伯的理论传承不尽相同,但韦伯对上述命题的思考,为源自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内核,即理性资本主义之路就是现代化之路。

  

   单从理论上说,原本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不过是为了深化经典社会学中盛行的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以此解释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但五十年代“现代化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显学”,却多多少少是为了与此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竞争,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之外,为欠发达国家找到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如此,冷战时代造就了麦卡锡主义的社会氛围,也同样使现代化理论成为影响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乃至整个地域研究的基本国策之一,成为一种为美国战后国际政策辩解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成为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所说的“非共产党宣言”。

  

   尽管傅高义对冷战始终抱以冷静的旁观心态,但作为帕森斯治下的五十年代的哈佛社会学人,东亚的现代化或者说东亚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后来确实成了他毕生的研究主题。一九五八年,当年轻的傅高义挈妇将雏奔赴战后的日本时,他就敏锐地关注起战败后的日本如何面对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秩序,而这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出现”。显然,傅高义关于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受到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九五一)一书的影响,他将小业主和小地主划为老中产阶级,而将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而日益壮大的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称为“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Salary Man)。在这本被威廉·W.克里称为“在日本民族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中,傅高义从这样几个方面揭示了日本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社会图景:(一)工薪族的崛起,意义并不在其收入的多寡,而是他们所受雇的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二)对工薪族的理解必须置于日本社会的脉络之中,换言之不能脱离他们的家庭关系、友谊模式、生活条件和教育背景,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工薪族在日本不仅是一种收入稳定的职业,更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三)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没有引发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相反,它以文化扩布的方式成为人们争相获得的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

  

   在傅高义对日本中产阶级的描述中,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始终隐含其间:像所有迈向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战后以来,日本一样出现了迈向现代的转变,包括大家族系统为核心家庭所取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强、女性独立与解放、家族企业让位于大型组织和政府机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聚集,但是与工业化时期的欧美甚至近代以来的中国相比,日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高度的社会秩序却依旧贯穿始终”。在傅高义看来,本该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所以会呈现出“一幅较为有序和受控的社会图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惠于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崛起:正是“工薪族为社会上的非工薪族树立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范本,由此转递(mediate)了西方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冲击”。

  

   尽管日本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成功受到了傅高义的推崇,但一直到十余年后完成《日本第一》时,他才开始意识到日本成功的真正意义:对一直以“老大”自居的美国来说这是一面可以借鉴的“明镜”。一个以西方为师的东方国家所以最终能够反客为主,其基本的理由在:(一)日本的制度是在不断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作为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异国的优秀传统;(三)作为人口大国和资源小国,日本较早地面临并成功处理了现代社会常见的资源匮乏与人口膨胀的难题;(四)日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十分完善,以致“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进一步说,“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污染、资源缺乏等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只有像日本那种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种时代”。

  

   或许是因为幅员辽阔、沿海与内地差异巨大,或许是因为无法获得真实有效的全面数据和经验资料,与对日本的整体研究不同,傅高义对中国的涉足“不满足于笼统地概览超过七亿的中国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聚焦于毗邻香港并因此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从一九六三到一九八八年,傅高义有关广东的研究时间跨度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城市的规划与政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以在香港收集的文献与口述资料,讲述并分析了一九四九年后一种新型的秩序—社会主义秩序在广州这个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都市的建立情形,以及人民对这一制度的适应过程;《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则描述了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朝向现代的迅猛变革。明眼人能够看出,因为从事研究的时间限制,在傅高义描述的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八年广东的近四十年当代史中,“文革”十年大半是个“缺环”,为此,作者在《先行一步》的第一章中即以“广东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为题补齐了这段历史,并将“文化大革命”这场内部的灾难和来自香港等地的外部刺激并列,视为激发广东人改革渴望的重要契机。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的主题,如其绪论所示聚焦于“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建立”,放在共产主义文明的维度之下,这是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现代转型的另一种表述。在傅高义的研究所涉及的二十年中,一方面共产党通过接管城市、土改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一个分崩离析的旧中国带来了新的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建成了“一个能够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并十分有效地通过这个“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由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他们的政治组织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进步”,但同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也受到无所不在的政治体制的蚕食和抑制。

  

   因为先前翻译过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此番受傅高义委托翻译他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我就一直注意这两本著作的异同。从表面来看,这两本著作的共同点在于都出自社会学家之手,但其内在的相似之处则是两位学者都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近代以来尤其是战后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狂飙突进,人类社会的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的深刻而趋向一致的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除了米尔斯的作品是一项本土研究,而傅高义的著作则是一项外域研究之外,最大的区别恐怕在于:作为左翼“斗士”,米尔斯更多地关注了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快速增长如何销蚀了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他对美国中产阶级或所谓“白领”阶级的“政治后卫”姿态颇为不屑;而作为东亚社会转型的研究者,傅高义则满怀欣慰地看到了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如何缓解了传统日本受到的来自现代的剧烈冲击。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756.html
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6期新刊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