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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

更新时间:2017-05-19 16:38:04
作者: 韩水法 (进入专栏)  
但想象的这个规定却失去了解释民族-国家的独特性。不过,它依然具有理论上的新颖性和实用性——这正是它受到人们重视的重要理由。民族和民族-国家确实不是唯一的想象的共同体,但却是最具实用性和现实性的认同依据:它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简易而实用的身份和团结的标准。

  

   因为想象的这种独特性的丧失,安德森也就需要找出民族-国家的另外的特殊性,以将它与其他的共同体区别开来,否则,它就缺乏受到特殊对待的理由。人类向来是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的,但民族-国家的独特的必要性从何而来?

  

   与其他主流的民族-国家理论家一样,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乃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这种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可归结为两个层面,首先,三个古老的文明概念丧失其支配地位,其次,三个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关的条件形成。在欧洲历史上形成的这两个层面的现象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无可避免的趋势。

  

   安德森认为,在历史上,三个根本而古老的文化概念不再以公理一样的力量支配人的心灵之时,并且只有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地区,民族的想象才最终出现。[10]“第一个概念认为特定的手抄本(经典)语言之所以提供了通往本体论真理的特权途径,恰恰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真理的一部分。”“第二个概念则相信社会是自然而然地在至高的中心——和其他人类隔绝,并依某种宇宙论的(神意的)律则施行统治的君王——的四周与下方组织起来的。”“第三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宇宙论与历史无法区分,而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11]安德森所选择的这三个文明概念可以在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历史中找到大致相似的对应物,但是,它们是否曾经遍及整个欧洲——或者至少西欧——则是大可质疑的,因为这些观念太过精英化和思辨化,只属于极少数人。如果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那么这个说法就相当勉强。

  

   不过,安德森的说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而它们是左派学者营造的理论中常常见到的特点:第一,直接或潜在地把世界历史描述为内在一致的线性发展,并且倾向于借助某种异化的模式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第二,为了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忽略和无视社会历史之中的多样性、偶然性和不规则性,比如安德森的理论包含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从所谓三个古老文明概念丧失对人心灵的控制到他所谓的民族-国家的第一波中间有太长且并不连续的过渡;第三,在地理上的跳跃,在他的阐述里,民族-国家的现代条件首先在欧洲形成,而民族-国家的第一波却在拉丁美洲首先出现。人们在这个颇为思辨、抽象因而晦涩不清的说法中还可以拎出许多其他问题,比如,难道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这个世界的所有文明都是由这样的三个支配性的概念来规范的吗?倘若不是,至少有些地区并不存在这样清楚明白的三个概念,那么这是否意谓民族-国家在那里就可以先行存在,或者根本无法发展出来?

  

   相对而言,他所提出的三个社会条件则比较切近历史现实而更有说服力,即资本主义印刷术、宗教改革、语言多元的宿命。安德森认为,“我们可以从截至目前为止的论证中扼要地总结说,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这些共同体可能的延伸范围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并且这一可能的延伸范围和既有的政治疆界(大体上标志了王朝对外扩张的最高峰)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12]如果安德森关于上述三个条件的说法总体上是有说服力的和合理的话,那么,后面那句话却是一个失误的判断,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疆界,前面那些因素,包括语言的多样化就失去了借以托身发展的根据地,亦就是说,它们无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成中关键的契机。希伯来语成为现代犹太民族通用语言的第一个前提和理由就是它获得了得以散布的确定的政治疆界,而不是它广泛的通用性;而意第绪语言没有成为现代犹太民族的通用语言,其理由则刚好相反。

  

   与政治疆界相比,安德森更重视印刷技术和语言多样化的发展,将它们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上。但是,他的判断难以切合当时欧洲十分复杂和多样的语言发展的现实,因为他试图将他的观点一般化。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朝向方言化的革命性冲刺还受到了三个外部因素的进一步推动,而这其中的两个因素更直接导致了民族意识的兴起。第一个,也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拉丁文自身的改变。”[13] “第二个因素,是其本身之成功同样受惠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的影响。”[14] “第三个因素是,被若干居于有利地位并有志成为专制君王的统治者用作行政集权工具的特定方言缓慢地,地理上分布不均地扩散。”[15]安德森的这个判断大概适用于由拉丁语演化出来的罗曼语系地区,而对英格兰和其他日尔曼语系的地区以及其他语系的地区并不适用。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安德森如下的强调:“我们必须记得,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与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这点和帝制时期的中国那种文人官僚系统与汉字圈的延伸范围大致吻合的情形形成对比,而这个对比则颇富教育意义。”[16]。这个说法其实是含糊而易致误解的,因为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语的使用范围仅仅限于教会、大学和知识分子层面,在政治层面上,在现在罗曼语系地区之外,拉丁语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官方语言。即便在所谓罗曼语系地区,拉丁语也只限于上层人士使用,多数民众使用的是各种各样的方言和其他语言,而在识字率极其低下的情况,这个现象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安德森上述判断的不准确之处还在于,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的通用范围与罗马统治的地域基本上重合,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拉丁语的官方地位便开始逐渐消失,它此后还能够维持欧洲宗教的和学术的通用语的地位主要就依赖于罗马天主教的宗教垄断的地位——大学在那个时代多数是属于教会的,而天主教会在欧洲现代之前向来同时就是一个极具政治力量的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自己所说的宗教改革促进语言多样化的论断才有其现实的政治基础,而不必单单归因于印刷术的发展。

  

   安德森下面一段话很有道理,而不像想象的共同体这个说法的表面意义那样武断:“我所主张的是,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理解。这些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在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只有将民族主义和这些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义。”[17]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既有的文化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的因素,包括安德森所说的印刷术才能得到发挥作用的地基。诚然,并非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文明体系都演化和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而这些古老的文明体系得以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延续下来或者消亡,其原因也是各色各样的。但是,如果那些族类要演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就需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个范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包含了一些使得非民族-国家的族类成为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因素。因此,在安德森看来,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18]但是,另一方面,早有许多思想家提出,在欧洲,资本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是同一个历史现象的不同层面,因此,安德森理论的新意主要在于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还包括他所总结的若干文明的和物质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都导致某些基本结构或因素的形成。那么,这里浮现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基本结构条件或因素是否可以从资本主义里面提炼出来?这无疑是可行的,许多学者在这个方向推进了民族-国家及其主义的研究。

  

   霍布斯鲍姆接受了安德森学说的一些重要观点,他也承认,民族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关系,与共同体相似,不过,他修正说,这种想象出来的关系只是一种“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19]所谓的原型民族主义有两种。“第一,是超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20] “第二,是少数特定团体的政治关系和词汇,这些团体都跟国家体制紧密结合,而且都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21]霍布斯鲍姆指出,“这些不同的‘民族原型’跟近代的‘民族’有诸多相同之处,不过,却没有一个能等同于近代的民族主义。因为这些普遍认同并没有或还没有和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关系,而这种关系却正是了解近代‘民族’的最重要关键所在。”[22]

  

   霍布斯鲍姆也承认在印刷术与民族语言对形成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标准化的民族语言(standard national language)除了借助印刷术,还依赖于识字率的普及和普遍建立的公立教育系统。[23]但是,很显然,高识字率和公立教育体系,主要是初等和中等教育体系——这是高识字率的直接原因—都是现代国家建立之后才实现的。他据此进一步断定:“在国家推行小学教育之前,并没有口语化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存在,只有作为文字或行政谕令的书写文字,或为口语传播而产生的共通语。”[24]因此,我们看到,在安德森那里,仿佛单单凭借资本主义就能够自主地发挥作用的印刷术和民族-国家语言的形成,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都要依赖于政府权力。

  

   霍布斯鲍姆的国家概念脱胎于韦伯的经典范式:“近代国家的特征可以说是从法国大革命时代形成的,其中虽有不少是沿袭自16到17世纪欧洲的君主政权,但许多部分仍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譬如说,近代国家的统辖范围(是一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疆土)系根据受其统治之子民所居住的范围而定,近代国家皆具有明确疆界,与邻国的领土壁垒分明。在政治上,国家系对其子民进行直接统辖,中间不存在任何统治者。近代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尽其所能地直接对子民行使宪法、行政或法律命令。”[25]除了上述的一般特征之外,他还具体地概括了现代国家如下的一些功能和特征:(1)定期户口普查(19世纪中叶之后更加普及),详细登记每一个国民的资料,实行义务教育与兵役制;(2)庞大的基层组织和警政组织,每一个居民受国家机关的直接管理;(3)在国家机关办理出生、结婚和死亡等登记。(4)19世纪发展起来的交通和通讯革命,将每个国民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的网络之下。[26]

  

   根据霍布斯鲍姆的学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原型民族或民族主义和逐渐生成的现代国家制度乃是两个重要因素,相对而言,后者更其重要。因为即使按照安德森的学说,没有成长之中的现代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不可能迅速得到发展的,而以其为条件的印刷术、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语言同样也就难以形成和普遍化。霍布斯鲍姆分析说,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和美国革命时代,民族最重要的内含,就是它的政治意义。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时代,民族就是与人民(the people)和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密切相关。[27] 在他看来,在那个时代,民众对“民族-国家”的任何共识,与语言、族群或其他相似因素无关。[28]这就是说,民族-国家在那个时代首先依赖于政治的资籍。族群差异、共同的语言、宗教、领土以及共同的历史都是后起的,是十九世纪民族-国家主义者的话语,用来为他们的运动做宣传。当然,这并不意谓这些因素并无作用。[29]

  

因此,霍布斯鲍姆的基本结论就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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