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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更新时间:2017-05-19 10:00:23
作者: 陈徒手 (进入专栏)  
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汪曾棋对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

   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棋《关于红岩》)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回招待所睡觉。后来上华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

   接着,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棋、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于会泳却说:

   “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做笑话,也看作是悲剧。”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棋执笔写的,全剧写完后又出了一段故事:

   江青一开始就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真写出来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棋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

   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棋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采访)一九七三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通知汪参与《新三字经》修改,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汪只写了其中几句话:“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一九七六年二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后来于对《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汪曾祺他们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开会,原订汇报各自的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我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

   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综合检查》)一九七七年四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五月,汪曾棋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厉害,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指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

   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儿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连。从上面来了一批老干部,整得厉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四七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对他们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待材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卷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注意,就沿着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另一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

   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采访)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阎肃有感而发:“汪曾棋这个人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棋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

   一九五八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写道:

   “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给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澈。

   感谢北京京剧团老干部处对作者采访工作的大力支持。

   (原载《读书》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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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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