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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

更新时间:2017-05-18 23:39:45
作者: 王海光 (进入专栏)  
甚至一些文情并茂、真实可信的佳品,也是在所难免。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笔者认为近年来写得最好的回忆录之一,但个别细节也有不实之处。书中所述1943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李锐和范元甄、黄华和王龙宝、魏东明和冯兰瑞”三对夫妇因运动离异。冯兰瑞最近著文说,这三桩家庭变故,恰恰全不是因为运动,而都另有隐情。(见冯兰瑞:《“真话”中的谎言》一文。 )由此可见,求真不易,存史亦难。就回忆录而言,要如实地记录自己,坦露一生心路历程,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公共的手术台上,当众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不容易。像卢梭《忏悔录》那样,具有严酷的灵魂拷问能力的大彻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几许?

   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们对曾经历过的尴尬事,为摆脱懊恼和忏悔的长期煎熬,求得心里的安宁,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相对合理性的解释的。差别仅仅在于,这种自我合理化产生的撰述误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为之。有心为之,长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无心为之,能够在事实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够在真假美丑的边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线。所以在存史中出现误差时,两者的态度判若云泥。

   在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观上有自我解脱的需要,

   在客观上有着时过境迁的记忆误差。从横的方面看,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现场,都是整体过程中的一个断面,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具体事件和个别情节,所以在回忆往事之中还必须具有一种历史整合的能力,否则我们个体记忆的历史印象是支离破碎的。从纵的方面看,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社会的价值体系已经与过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非评价标准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这些变化随着我们的生活同步发生,在改变我们头脑中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往往会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记忆方式,把现在的合理性移植到过去的合理性上,产生一种“合理”的历史遗忘。因此,能否以现在的认识高度,重新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反省事实,也是维护历史真实性,客观记录历史的存史需要。

   撰写回忆录,是一项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需要对历史负责,不能虚饰,不能挟私。不仅需要有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和审视他人的客观态度,还需要借助当时的日记、笔记和文件等原始资料恢复历史的记忆,特别是需要有其他历史当事人的交流、印证和相互补充。例如周海婴回忆说,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曾回答知识界朋友提出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学界立刻有人对此事提出质疑。随后又有黄宗英等人证实确有其事。这种“质疑——询证”的往复过程,其实并不带来难堪,而恰好是还原历史本然的要求,体现了探求真实的科学精神。许多史实或许经过这样的过程仍难求证,但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人们一定会向真实又靠近一步。可以这样说,人们的个体回忆都是不可避免地有着记忆上的误差,但如果在启发大家共同回忆的群言环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这个误差。

   史学一途,向有“孤证不立”的老话。从存史的意义上说,不但需要大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小人物的回忆录;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反面人物的回忆录。从存史的价值上说,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事废人。无论是出于自我标榜的需要,还是出于自我辩解的需要;有公心固然好,存私心也可以,都可以将自己经历的历史写出来,公诸于众。公众自会鉴别。各种类型的回忆录越多,对校正历史记忆所起的作用越大,越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存史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的回忆都是客观、公正和准确的。实际上记忆上有意无意的疏漏、讹误,是回忆录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只要大家都能参与到存史过程中去,个体记忆上的错讹就会最大可能地得到矫正。

   对复原历史来讲,不怕众说纷纭的嘈杂,只怕“舆论一律”的孤鸣;不怕百家争鸣的质疑,就怕鸦雀无声的寂静;不怕百花齐放的繁芜,就怕一花独放的单调;不怕当事人的回忆出错,就怕连出错的回忆录都没有。历史的经历者,特别是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现场中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和知情人,无论为了对自己有交代,还是为了对世人、对后人有交代,都不应带走一段历史,而应有更为积极的存史态度。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对回忆录的撰写态度上,有些历史当事人并不太积极,甚至多有顾忌。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怕揭伤疤。已经愈合的伤疤不愿再触动,过去痛苦的往事不堪再回首,承担不了回忆的沉重,只想静静地安度晚年;一种是怕影响不好。事情已经过去了,再翻出“旧账”会刺激一些当事人,担心会产生不好影响,不如安于现状。笔者最近在采访中,曾遇到两个例子:

   一个是海军某所退休工程师的例子。这位同志的丈夫在“文革”中因散发反对江青一伙的传单,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处死了,株连了全家老小。虽然这个冤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彻底平反昭雪了,死者得到了反“四人帮”勇士的褒奖。但这位遗孀却至今心有余悸,不敢回忆过去,甚至一提及过去的苦难就要犯心脏病。她至今还担心,再提此事是否会再度遭到迫害,影响孩子的生活和前途。可见,她现在还是在过去的恐怖阴影中,不堪回首往事。

   一个是某著名高校的一个老同志的例子。这位老同志在“文革”一开始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分子”,吃了很多苦,批斗很厉害,把一个耳朵都打聋了。我们采访他时,曾建议他写写自己经历的一桩很有影响的“文革”打人事件。这位老干部考虑再三,觉得当时打他的人,有些现在还在同单位中工作,有的还有了一定的职务,担心写这些事情会对这些人产生不好的影响,最后还是婉言拒绝了。笔者非常敬佩这位老同志的宅心仁厚,但仍然觉得对于当代人的存史责任来说,这还是有些过分谨慎了。

   笔者一向认为,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中,存史是丰富我们民族精神财富的责任,比述史可能更重要。能够为后人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如何认识问题,如何处理问题的客观记录,可以提高他们鉴往知来,处理当前问题的选择能力。所以,作为历史的过来人和当事者,都有给后人留下历史记录的责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既逃避不了,也湮灭不得,既不能企望能够洗去过去的痛苦,也不能有“乡愿”态度姑息以往的罪错,只能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勇敢地直面历史,客观地正视历史。正是从这点认识出发,笔者期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秉笔直抒历史,参加到撰写回忆录的队伍中去,非常乐于看到各种各样的回忆录面世。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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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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