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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等:哈佛、伯克利和中研院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传统

更新时间:2017-04-24 11:52:06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叶文心   许纪霖 (进入专栏)  
黄先生曾讲,史语所刚到台湾时,他有一次要在讲论会上报告明代理学的问题时,心里惴惴不安,但是傅斯年跟他说,你可以讲。这个代表傅斯年后期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向。后来他在台大校长内任规定大二学生要读《孟子》,本身也有很重要的意涵。当然,史语所思想史的发展主要还是在余英时先生的学生这一辈,包括现在的所长黄进兴、陈弱水、我等等,才有专门研究思想史的人,所以大概是分三个时代。当然并不表示之前的研究不牵涉思想的议题,比如张政烺虽然不以此为主,可是他有很多文章也接触到古代的思想问题。

   许纪霖:对一些大思想家来说,他们的思想总是有变与不变的两个层面。从傅斯年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他早年的一些思想到了后来有所变化,但是他身上也总是有些不变。无论是钱穆、傅斯年还是余英时先生,他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背后有很好的西学渊源。我特别喜欢读钱穆先生的著作,虽然他很少谈西学,但是我感觉到他对西学是不陌生的。他经常将中国与西方比较,将秦汉帝国与古罗马帝国比较,他们没有将中学与西学分为两极,而是融会贯通了的。你越是对“他者”有了解,就越是对中国的历史与思想的独特性与中西的共通性有深刻的体认。史华慈教授早年研究的是欧洲思想史,他本科论文研究的是法国的帕斯卡,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再转到研究中国的哲学和思想。张灏先生常说,美国把史华慈低估了,只认为他是中国问题专家,事实上他是一个跨越不同文明的大思想家,做的是比较文明的工作。许多学者着重研究的是中西方的差异,但史华慈教授却认为,不同的民族所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只是解决的方式有别。不同文明之间的关怀是相通的。相通而不相同,这就形成了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研究中国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前辈也留下了好的传统。比如列文森,被称为莫扎特式的思想家,思想的声部非常丰富,至今而言,依然是我们思想史研究重新思考的出发点之一。魏斐德教授的唯一一部思想史研究著作《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里有许多重要的思考,也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叶文心:他们俩教书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不限定学生选题的范围,也不预做假设,他们跟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谈话,充分理解学生的兴趣、长处以及希望能够表述的一些思想。伯克利历史系有40多位教授,而论文指导委员会通常由3位教授组成,其中只有两位可以是历史系的,第三位必须从历史系之外找,学生们作研究生,多半其实是无法对历史系全系、或者其他相关科系的老师们在学术特色上有充分的掌握的,所以有时候如何找老师,也需要一些建议。列文森和魏斐德的横向的知识面非常广,当他们明白了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给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通常能够从侧面辅佐你的论文,或者能够从比较的角度,刺激你的思路的发展。对他们来说,学术上的传承意义绝对不在于复制。当学生们拿了论文草稿给他们看,他们有兴趣的往往是学生们告诉了他们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或者是学生们挑战了前人的一些惯性的想法,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前人曾经提过的问题。

   魏斐德教授60大寿的时候,他已经教了30年的书,30年来的毕业生凑在一起, 大家讨论有没有伯克利学派这回事。大家的结论是,如果有伯克利学派的话,这个学派的特质可能是兼容并包,从不同的角度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辨。而所谓伯克利学派,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结论?这个答案是没有。所以,所谓学术的传承,有时候是一种精神,有时候是一种思想或者是一种知识层面的实践,传承的承载,可以是一种在知识实践过程中所建构成的研究与学习的文化。 总之,传承的着眼点在于风格,不在内容。

   许纪霖:您讲到伯克利学派的兼容并包,魏斐德教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大气,有气魄。他本来想从事航海是吗?

   叶文心:他善于航海。他小时候见过海明威,对海明威非常佩服,所以他对航海,对《老人与海》的这种境界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的父亲是作家,他小的时候,就有所谓对他者的感受,在他回美国读哈佛大学之前,有很长时间都居住在法国、西班牙、中美洲等等其他国家,他对于在外国人眼光之中反观自己的这种经验很丰富,感受也很深刻。这些感受,他在一篇叫作 《航程》 的文章里,有过描述。他的著作《洪业》里,多尔衮为什么看起来比史可法更伟大呢?显然就是因为多尔衮有跨越异质文化的能力,多尔衮是一个能够从自身、同时也从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并来进行调试的人。而史可法相形之下就是一个读圣贤书、一以贯之的实践者,不是一个范式的重组者。

   许纪霖:魏斐德那种大海的度量,有一件事特别能体现出来。那年何伟亚的《怀柔远人》获颁列文森奖,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论。批评者认为魏斐德主持的评委会被后现代史学俘虏了。但这恰恰体现了伯克利的兼容并包。伯克利就有这样的海量,容得下前卫、先锋和后现代。

   无论是做思想史研究,还是别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承继某一“家法”,同时又博取众长。在传统的基础上,才会有所谓的学术创新。到了一定层次的学子们,一定要有这份学术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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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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