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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刚:民粹主义与美国的新一轮国家转型

更新时间:2017-04-09 00:16:25
作者: 王鸿刚  
民众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大公司和富人受益更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小布什政府执政后期爆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成为过去30年新自由主义发展路线的积弊的集中体现和矛盾爆发的导火索。社会方面,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少数族裔迅速增加,白人占比持续降低,潜在的族群矛盾日益显性化;“9•11”事件又使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关系更为微妙敏感,在依旧保持“政治正确”的背后,新的仇恨情绪其实已在悄然酝酿;此外,由贫富严重分化导致的少数精英与多数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也在不断发展。安全和外交上,恐怖主义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阿战伊战两场战争推进不顺,新兴大国崛起又严重动摇了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世界各国都在指责美国的不义和谈论美国的衰落,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也感觉到国家的发展脱离了正确轨道,而两党以及政府和国会则忙于集团利益而相互争斗,在国家治理方面乏善可陈。总之,冷战结束初期萦绕在美国头顶的耀眼光环迅速褪色,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消失殆尽。经济停滞、政治极化、社会分化、体制衰败和国家的衰落,使整体美国社会都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危机意识空前强化,为新一波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厚实的土壤。

   在这种背景下,从2008年到2016年间,美国政治与社会中出现了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都在快速抬头的局面。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推出的“另类”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与传统共和党人有天壤之别,已鲜明体现出右翼民粹主义的色彩。而最终之所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赢得总统选举,除因为其清新的个人形象、雄辩的语言表达、“局外人”的身份定位以及有力的“变革”口号外,还与当时正处金融危机爆发初期、民众急于寻求改变现状、摆脱困境有密切关系。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各方面推进改革举措,虽遏止了危机蔓延并使美国逐步摆脱衰退,但无力解决很多深层问题,甚至还造成矛盾激化,政治对立更为严重,民粹情绪沿着“左”、“右”两条路线同时快速发展。左翼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是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有形的“占领”运动很快消散,但其提出的“我们是99%”理念却深入人心,引发各界对贫富分化问题的持续关注。右翼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则是“茶党”运动。“茶党”运动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为核心主张,人数虽少却能量巨大,在共和党内部和全国范围内掀起层层波澜,成为国会和地方各州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2016年总统选举,从一定意义上讲,成为民粹派与建制派、左翼民粹与右翼民粹的巅峰对决。在民主党内部,此前不被看好的桑德斯异军突起,成为左翼民粹主义的急先锋。虽然桑德斯最终未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已在民主党内部造成巨大震撼,迫使民主党党纲和希拉里的竞选纲领都要借鉴吸收桑德斯的主张。在共和党内部,同样不被看好的特朗普一路过关斩将,以放荡不羁之姿和典型的民粹策略赢得广泛支持,最终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对决中,特朗普依然延续民粹策略,而希拉里则显得更像建制派。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由于形势紧急,强调帮助弱势群体和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左翼民粹思潮有明显优势;而八年后,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贫富分化更为扩大,普通民众对经济增长无感,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右翼民粹思潮更有利。就此而言,正是由于国内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乘势兴起、特朗普在竞选中对民粹策略的成功运用,以及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最终使特朗普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除了心理和品格方面的一些极独特之处,特朗普本人有着与历史上民粹主义代表人物十分类似的个性及行为特征。例如,查尔斯•库格林讲话时热情奔放、极富感染力,注重借助电台这一当时的主流媒介为个人声望造势,善于用宗教语言来阐释和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刻意挑起对犹太人的仇恨——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特朗普对自媒体的熟练运用、对基督教信仰的强调以及煽动对穆斯林群体仇视的做法。休伊•朗的穿着十分随意,漠视各种礼仪,行事不拘一格,像普通百姓一样精通《圣经》却对经济学著作一窍不通;同时又善于利用哄骗、威胁、煽动、交易、嘲讽等政治手段——这些特征在特朗普身上也有突出体现。乔治•华莱士的典型特征是好斗、善变、自负、爱唱高调,言语直白,乐于挑动矛盾冲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刻意把自己装扮成普通人模样,穿便宜且不合身的套装,把头发光滑地梳向后面,毫不讳言自己的私人偏好和恶习等——这与特朗普的个性特征与公共形象极为相近。罗斯•佩罗作为亿万富翁的身份、简单直白的语言表达及其娴熟的“政治表演能力”,也同样容易使人联想起特朗普的个人财产和竞选表现。总之,个性张扬、不拘一格、旗帜鲜明、善于调动民众热情、社会评价高度分化,是所有民粹代表人物的共同特征。

   特朗普团队成员也同样体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特别是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味道十足。其中,特朗普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及白宫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从其言论看,班农显然以冲突的视角观察世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其思想体系。其观点的核心特征是“反字当头”:反建制、反富人、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穆斯林、反黑人、反女权、反犹太人、反世俗、反主流媒体;班农还主张“造反有理”,自称“列宁主义者”,希望“炸掉”现有国家制度和国际体系,发动一场全球民族主义革命,并称目前“正是一场残酷血腥冲突的最初阶段”。其曾领导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成为极右翼观点的主要发布平台。班农对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有巨大影响力,甚至打破惯例被指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员,意味着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美国极右翼势力正趾高气扬地踏着红地毯步入美国权力核心,班农本人也因此被《时代》杂志称为“伟大的操纵者”。

   作为特朗普竞选口号和政策基调的“美国优先”,也同样体现出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一方面,这一口号本身就容易令人产生极右翼民粹的联想。“美国优先”口号最先在20世纪30年代由媒体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提出,并于1940年组建“美国优先委员会”。最初只是主张美国应确保自身利益和行动自由,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后因反犹、亲纳粹力量的加入(以1941年加入该组织的Charles A. Lindbergh为代表)而变味,成为臭名昭著的极端种族主义集团。虽然特朗普在以“美国优先”为竞选口号时可能并不了解这段历史,但却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和个别团体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从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对“美国优先”这一“治国新愿景”的阐释中,也同样可以感受到其民粹意味。首先,就特朗普所谓凡事都要有利于“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此次就职不是从总统到总统的更替,而是将权力真正交还给人民”而言,这种对“人民优先”的强调是典型的民粹路线;其次,就特朗普所谓“拿回我们的工作”、“拿回我们的边界”、“拿回我们的财富”、“拿回我们的梦想”而言,这又折射出“内政优先”、漠视甚至仇视他国的含义;就特朗普要求民众对国家“完全忠诚”(total allegiance)、“向爱国主义敞开心扉”而言,又十分隐晦地暗示出“国家主义”的味道,而这也常常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副产品。

   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特朗普声称要采取的和已在推动的各项政策,其取向也十分民粹。在经济政策方面,重审《多德—弗兰克法案》、放松金融管制的思路,体现了共和党的一贯作风和右翼民粹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特点;反对自由贸易而主张“公平贸易”、反对TPP与TTIP等多边协定而更倾向于双边协定的做法,与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者一贯主张的抵制国际义务、确保行动自由的路数完全一致;“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吸引制造业回归国内以及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本国就业等主张,则是“国内优先”和“人民优先”原则的直接体现。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限制墨西哥移民、主张通过“禁穆令”对穆斯林移民进行更为严格的移民审查、以及对信仰基督教的外国难民予以特别优待等主张,则暴露出其明显的宗教偏见和强烈的种族色彩,彰显了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本质属性。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的漠视国际准则、否认国际义务、减少对外干预和对外援助的思想倾向,以及对个别国家的强烈敌意或不寻常的好感等,也都是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者的惯常表现。

  

  

   可能有人觉得特朗普过于另类、难以理解,但在做上述历史梳理和对比后,不难发现其实特朗普与历史上其他民粹主义者有惊人相似之处,当前这股民粹运动的兴起也有很大必然性。从目前情况看,民粹主义尤其是极右翼民粹已成为贯穿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主旋律,也因而成为我们理解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治走向的一把钥匙。由于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和不确定的特征,其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也是多变和复杂的。尤其是极端民粹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更加飘忽不定,其作用和影响更加难以预测。同时,由于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普遍抬头,民粹主义也为我们观察世界政治的变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不管未来特朗普政府执政地位如何变化,这股民粹主义力量都不会轻易消退,其对美国、对世界和对中国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对此大致做四个方面的初步思考和判断。

   其一,在当前民粹力量推动下,美国肯定会进入新一轮的国家转型;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政治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民粹力量一直是推动美国国家转型的重要力量。19世纪末以人民党为主要力量的民粹主义最终推动了从“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的国家转型;20世纪30年代此起彼伏的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罗斯福新政的方向;20世纪60年代的民粹主义虽以种族话题为主,却实则开启了以尼克松当选为标志的日益保守的政治议程。至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旋律,从此“里根路线”正式取代此前50年的“新政路线”,成为美国治国理念的总方针,拥抱和支持全球化成为突出特征。此后老布什政府对里根路线萧规曹随,克林顿政府所谓“中间道路”只是在坚持这一总路线的同时进行局部修正;特别是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在推动“国际主义”、拥抱全球化方面走得很远;随后小布什政府又回到经典的里根路线,并更注重以政权改造和军事侵略为手段继续推进美国的国际主义议程。如今,里根路线走了几十年,虽然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胜利、确立了全球霸权,但也积累了太多矛盾,造成“内部空心”和“外部透支”;尤其是“9•11”恐袭和“9•15”金融海啸两大标志性事件,证明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头,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当前,无论特朗普政府是否已有系统周密的治国方案,也无论国内政治斗争如何纷繁凌乱,特朗普的当选很可能意味着此前几十年美国一直遵循的治国理念将出现重大转变,即从强调“国际主义”向强调“国家主义”方向倾斜,而这又是民粹力量全力推动的结果。这一转型其实在小布什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奥巴马政府时期又进一步酝酿。例如特朗普所主张的“禁穆”、“限墨”、“公平贸易”、“制造业回归”“买美国货”等,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时期就已有讨论。只是奥巴马政府仍希望左右兼顾,因而一边主张“制造业回归”,一边大力推动TPP、TTIP等多边自贸协定并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相较前任的“含蓄”与“兼顾”,特朗普政府则以一种更为极端和直白的方式宣告了这一转型的启动。

其二,美国此次转型过程必然会异常艰难曲折,期间爆发激烈斗争和出现各种乱象在所难免,甚至不排除出现颠覆性错误。客观地说,特朗普虽然本人放荡不羁并多有表述不当之处,但他却道出了现状的很多不合理和不可持续之处,在普通民众中激起广泛共鸣,使人们看到国家转型变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部分传统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刻意丑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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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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