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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民族国家弱化时代的历史学

更新时间:2017-03-26 00:39:42
作者: 彭慕兰  
它们与人类生存的时间线的连接可能中断;同样,也可能与复原人们经历的人类工程以及重构决策机制和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工程发生中断。⑨因为这种类型的工作要求比较经常地借助于那些不发生巨大改变的解释性题材和力量,所以,一旦当代社会和/或者所谓的行为准则假设的某些事物表明,它们往往是人类本质永恒的结果,事实上是历史的产物,这包括“发展”本身的特权状态,我们就会有挫折感。简言之,比较好的做法是,让陌生人变得熟悉,而不是让熟知者变得陌生。或者至少因情况而定。并且,历史需要兼顾两者。然而,我在此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回避这种非常大尺度的史学;相反,我们需要澄清它们与其他类型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历史尺度不会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个接一个整齐地嵌套,它们聚焦在那些使一些模式模糊不清,而使其他模式突出显赫的手段之上,它可能产生道德和知识的后果。

   无论所讨论的历史研究规模大小,这个问题都存在。并且,我们不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代人。50年前,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非殖民地化运动蓬勃发展,这似乎表明民族国家几乎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大卫·波特(David Potter)谨慎地给史学家们提出了两条告诫。第一,他强调指出,民族国家身份的首要性仅仅可能是一件相对的和历史的事情,民族国家归属意识不一定必须比宗教的、等级的或其他一致性重要。目前,民族国家身份显然占优势的状况反映了一种广泛流行,但非显而易见的信仰,即不同于等级和宗派,民族国家具有使用武力的权力(在一些非特别指定的界限内)。第二,因为给予某个群体以民族国家的身份,至少在某些人看来,该群体就获得了许可,可以做一些对其他群体来说是昧良心的事情。不论史学家喜欢与否,他们所讲述的民族国家形成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就具有巨大的隐含意义。这样,由于史学家们“利用了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并且因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史学家们也非常合情合理地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因此,他们也需要保持警惕,提防民族主义对史学家的利用。⑩我们今天也需要思考两点:我们怎样运用全球史的说法,又怎样可能被各种各样的全球史的说法所利用。

   所以,我在此试图表达的是,尽管自己为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已尽职尽责,也没有意图把我的发言变成所谓的示范“宣言”(戈登·莱特[Gordon Wright]曾经将他之前的会长致辞归纳称为“宣言”)。(11)相反,我把它视为一组问题,这些问题关于我们怎样应对我们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格局,其中既有局促不安,也有祝贺或勉励。因此,它更加接近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1999年致辞的精神。米勒指出,经过一番努力,史学界最终认可了“非洲史”,历史学科从这个过程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他说,观察那些为满足历史学专业标准而必须要做的事,并研究某些规则制定中所遗漏的地方。从整体上看,所有这些均可使历史学科受益。(12)世界史还不像非洲史那样在历史学科中建立了稳固的根基。所以,我完全能够接受类似的问题,即在通向被接纳的道路上,世界史要采纳、改变和废弃什么。我认为,世界史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必须是研究历史的最好标尺,而在于它有助于人们自觉意识和考量各种各样的标度。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在研究和教学领域的相当不同的反应方式,以及可能存在机遇和陷阱的某些方面。如果我们思考历史研究的趋向,马上清晰显露出两点。首先,跨民族国家的研究课题正在急速发展,尤其涉及早期近代和近代时期(较早时段的研究从未开始于完全的“民族国家化”)。这类研究形式多样,但一般包括绘制这样或那样的网络,这些网络跨越国家研究,并经常跨越区域研究的界限。从整体上看,这种工作正在获得业界的广泛认可。事实上,人们现在正满腔热忱地投入其中。去年,即使许多奖项最初发给了以民族国家为内容的专著(例如,最佳英国史专著),(13)主题限定在单一政体之内的著作的获奖比例仍然少于40%。自2007年《美国历史评论》的“特色评论”栏目重组以来,被选进此栏目的专著情况大致如此:135本书中仅仅36%的主题明确限定在单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内。另有12%的主题明显涉及区域研究,诸如,拉美或南亚。两类著作的总和与“特色评论”栏目中那些全球的,或者以印度洋这样的非传统地区为框架的专著数量恰好相当。足足36%的专著以各种方式论述了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主题——或者追随贸易、移民、科学合作、网络,或者进行某种比较研究。但是,没有特别明确界定某个更大的地理实体。比如,书的主题可能源自欧洲的不同地方,却没有试图说明欧洲是一个有界的实体。总的来看,这些数字与我们最近的研究斐然不同。比如,2013年2月、4月和6月期的《美国历史评论》所评论的70%以上的专著可以确切归入“单一民族国家”种类,或者说是上述特意挑出来的那两组著作数量的两倍(五种声誉很高的出版物资料的比较统计结果介于上述两者间;但是,与上述的特色书评相比,它们更接近2013年的书评结果)。(14)比较1993-1996年间收入《美国历史评论》特色评论的那些专著(《美国历史评论》在这个时段设有此栏目),现在的这些著作也代表着从民族国家单位(和“西方”)的转移。(15)

   然而,真正全球层面上的这类研究微乎其微。除了环境史和非常新近的历史研究之外,的确没有很多研究把整个世界作为关注焦点。这并不特别令人吃惊。除了上述提到的总体趋向之外,史学家以真正全世界的规模触及的只是少数历史领域。相反,多数世界史关注特定的、有限的连接网——贸易、疾病传播、思想影响、暴力,或者其他——这些叙事通常不会涉及全世界;另外一种世界历史研究是比较研究,这些比较通过探究少数几个界定的地方特定进程,质疑某些特定过程的普遍性或者区域特异性。此外,尽管探讨这些特定地区的联系或比较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研究,但是,没有理由一定把这些研究命名为“大西洋史”“欧亚大陆史”“非洲史”或通过连接那些在此类研究中有关联的地点而得到的某个新的或旧的研究区域的历史。

   同时,尽管我们明确赞许把这种空间构架作为我们进行研究的标准,但是它在我们的课程中仍然不普遍。今年的春季和夏季,我组织了一次课程调查,参加者是美国历史学会218名高等院校会员中的小部分代表。(16)在入门阶段,去年46%的班级开设民族国家史,或者确定发生在民族国家边境线之内的历史;仅美国历史一门课就占了初级班课程的35%。其他20%或是西方文明史,或更经常的是文化区域的“区域研究”,比如,欧洲或东亚历史概览。另外的34%,包括其他所有类别的课程,其中整整半数是世界历史概览。非传统地区的历史(例如,大西洋世界、印度洋、丝绸之路),基于比较研究或跨越民族国家边境,但还没有涵盖整个世界的课程(例如,佛教史、革命年代、基督教传教士、甘地和毛泽东、散居的爱尔兰人社群)和国际关系等所有课程。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研究中非常时兴的那种,研究单位大于民族国家,但却小于全球的历史研究——总计仅占10%。

   在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较多的课程完全没有地理指向,因为它们集中关注的是属性—主题:理论和/或方法课程,历史编纂学经典,有许多其他领域的学生参与的历史研究或学位研讨班,等等。加上这些课程,10%的比例猛升至19%。但是,如果撇开这些,只考虑具有时间/地点主题的课程,研究生层面的民族国家和传统地区的历史所占比例几乎与本科低年级的初级课程相同。在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水平开设的那组跨地区/跨民族国家的课程之内,有某种离开“世界”、向(我描述的)其他种类转移的趋向。本科高年级的世界历史课程确实降到仅仅4%,尽管研究生水平上的世界史课程能在某种程度上把比例扳回一些;但最重要的是,整体上的传统研究单位的数量优势几乎没有变化。

   因此,与那些我们给学生们,特别是开始阶段的学生讲述的故事相比,我们在研究中和相互讲述中发现比较有兴趣的故事似乎具有超多的“民族性”和“传统的地区性”。当我们把此种研究与相对接近历史学的其他学科的做法进行并列比较时,会发现对比特别鲜明。一个类似的调查显示,所有人类学课程中仅仅有6.6%被列入某一个民族国家的课程之列;11.5%涉及指定区域的研究;10.8%至少表明它们的分析单位是整个世界。超过70%的课程或者聚焦理论和方法(至少课程名称表明这点),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明确指定地理的/文化的空间。说到研究,人类学就像我们一样忠诚于情境化的“深度描述”——别忘了,这是人类学家的用词。也许这并非巧合,人类学也属于那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衰落学科,它们都注重和强调大部头的研究。(17)然而,人类学学者们不太可能确定“区域”。美国历史学会的成员比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员大概多出20%,但超过160%的史学家同时是亚洲研究学会的会员,而中东研究学会的会员则超过了史学家的五倍。(18)与人类学学家相比,社会学家就更不可能用史学家通常使用的研究单位界定自己或者他们的课程。(19)在政治学领域,国家机构顺理成章地赫然耸立;从数量上看,集中研究民族国家和传统区域的课程比社会学和人类学要多得多,但却比历史学少得多。并且,如果集中关注那些最有学术含量的政治学课题,就会发现上述所说的此类课程的数量与其在历史学中的比例相比,甚至可谓小巫见大巫。(20)尽管这样的调查不尽完美,但对比确实鲜明。显而易见,与我们的同事相比,我们更加坚信有界限的传统单位——或者至少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这在我们的教学中表现得特别强烈。(21)

   在某种程度上,差别折射出不同的理论关注点,那些理论渗透于各种研究议程和教学之中。了解过去20年中人类学家们渴望进行“多点民族学”的辩论,并注意其与我们关于跨民族国家/世界历史的讨论之相似性和相异性,会让一个史学家迷醉其中。“多点民族学”指的是追踪移民、物品、理念,或者其他的跨空间的流动,它与固定于一个社团的传统工作相反。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关注点非常相像——甚至在获得对一个社会情境的深刻理解方面所付出的时间,团队研究是否可能应用于针对定性和认知个人的研究的问题等方面。(22)然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人类学辩论一直都极其关注两件事:怎样避免把单个或多个部分的田野地点,或者任何较大实体,构建为一个“有界限的整体”;如何唤起人们的注意,把研究对象作为分析意义上的建筑物,而不是真实的“共同体”或者“文化体”。(23)对比之下,史学家一般愿意承认,没有任何社会单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同时,他们相互之间也偶尔提醒注意此事实。他们也乐意用最易于辨认的单位构架我们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学生们通常也最容易把它们误认为自然单位。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比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更加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和其他传统的)单位?还有,为什么历史的教学比其研究更加依赖这些单位?

   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并且,当今的趋势也不可能改变国家在过去数百年中的重要地位和国家建设。或许还因为,我们必须缩小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距离(并且经常是“我们的社会”和“另一个社会”的过去之间的距离),其含义是,用不熟悉的空间单位构建我们的故事,增加了更深一层的陌生感,这似乎有可能是本科生难以抵达和跨越的桥梁。然而,也不排除比较大的理论问题和一些实践性很强的问题。

在方法界定方面,史学家们从未像其他学科的学者走得那么远。正如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195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初美国区域研究达到了高潮,恰恰在这个时期,社会科学各科创造了它们的所谓连贯并有区别的实体,作为各自的研究对象,分别称为“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历史学。(24)(谷歌词频统计确认了米切尔的说法,即“经济”在1950年代以前不是一个很普遍的词,直到1970年代它才真正流行起来。“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两个词也分别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走红,但又都在1970年代之前衰退。今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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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8辑期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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