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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沈福宗与十七世纪的跨文化之梦

更新时间:2017-03-07 10:51:04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会阿拉伯语还有马来语等语言。托马斯·海德在牛津有很多熟识的学者,也结识了很多伦敦的学者,这些学者和巴黎的东方学学者是有联系。因此沈福宗被要求将四书中三本已经译成拉丁文的带到英国去。沈福宗因此也被邀请参加学术圈的很多晚餐活动,谈论中国的情况。

   学者的世界也是一个印刷和出版的世界。印刷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单独研究的领域。你可能会想到,因为四书的翻译,这些中文书籍的出版会在欧洲重要的商业和学术中心留下印记。有两个城市对这样的书最感兴趣。一是阿姆斯特丹。它在文化上的地位当时是举足轻重的;另外一个城市是罗马,那里是基督徒教学和成长的中心。这些孔子的书的整理和出版– 当时的英国人就把这几本书叫做“孔子的书”(The Confucius)-当詹姆士二世访问牛津的时候,他问图书馆的馆长,你的图书馆有没有孔子的书?当时的馆长,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海德先生,回答说,我们有。詹姆士二世又问是那位中国人带来的吗?海德回答说是的,陛下。

   伦敦当时出版业的状况也值得谈两句:当时引入了新的邮政系统,被称为便士邮政体系,邮政的广度也大大提高了,信件可以抵达大部分说英语的地方。沈进入了这个新的出版和通讯的世界。我们可以找到他当时的两份信件的残片,从内容和笔法上我们能看出是他写的信。

   因此沈福宗所抵达的西方是有意思的:有对于儒家书籍的翻译和出版,有国王会关心这本书,同时也读书,会给他做一副画像。这些引发了书商和出版人和他的晚餐聚会,使得被翻译的儒家经典书本销售、流通往外国的市场。

   第四个侧面可以是非常简略的,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细节。这是一个语言学的世界。对于各种语言语法的研究在当时很盛行,中文当然是一门学者已经在学习和研究的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印度的语言,马来语都已经在研究。中文当然是核心的语言之一——因为中国的强大。从人力的角度看,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在康熙年间,这些中国人就开始了海外离散的现象,在欧洲的运输和贸易行业都需要对中文有些认识。我的大学的创始人,耶鲁先生,也和这件事情小有关系。耶鲁是一位在印度的金融家,他和印度和中国的商人打交道,这些人把货品卖向欧洲。

   下面是第五个侧面。我把它称为“书籍流通所形成的交流圈子”。商业,金融,贸易的发展都在当时促进了货品的流通。书在当时的流通状况下,可以被很多人看到,这个流通过程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是书商,当时大量的书商通信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印刷出版是一回事,书的流通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我们知道沈福宗当时买到了一些英国的书,还有一些外国的书,同时他还希望买到来自中国的图书。当他在牛津博德利图书馆时,图书馆开始为所有的藏书编目,这好像是不甚重要的事情,不过当开始为图书编目的时候,就得开始考虑图书的储存,补充,找到书的彩页,并且制作摘要。沈福宗在这个时候就有独特的作用了。通过和书商的交流,他开始理解西方世界的通讯和物流体系,当时除了官方的邮政系统之外,文书的传递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我们不知道细节,但是他一定通过书的流通更好的理解了西方的通讯体系,还有当时的文具更加丰富了,包括纸张,墨水的种类都增加了,沈福宗对此应该是十分熟悉的。

   第六个侧面可能是最不重要,但对我而言最有意思的侧面,那就是沈福宗的游戏世界。我也很难从这个侧面找到意义。沈福宗和海德先生下国际象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沈福宗似乎对国际象棋非常着迷。海德晚年还写了一本书,写的就是象棋的全球比较,他让沈福宗写了一些评语。海德在书中特别提到,这本全球象棋比较的历史书的很多部分,来自于一个生于南京的沈福宗。所以突然我们有了沈福宗的另外一个形象,除了作为一个宗教的信徒,一个图书馆翻译和编目的协助人员,他可以坐下来,和博德利图书馆馆长一起,探讨他们见过的各种象棋的规则。他们探讨在国际象棋的64个内各种对弈规则。当然,中国象棋是全然不同的,它自身就有不同的变体,还有中国象棋衍生出来的将棋等等。这些全球的不同下棋方法有些是沈福宗介绍给西方世界的——棋的下法是这么多,有马来的,印度的,巴黎的,没有哪一种是有上帝钦定的,而仅仅是我们觉得舒服的办法。因此沈福宗可以被看作是游戏的世界化普及的先驱之一。我们还知道沈福宗把国际上不同的象棋和当时国际的政治理论放到一起比较,试图利用这个游戏解释当时不同的政治理论。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博弈论(game theory),但是这么做是很有趣的,也是很不寻常的。我不知道这一点有什么历史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那本海德的书1691年得以出版,沈福宗的贡献有所提及。

   最后一个侧面是沈福宗和科学的世界的关系,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世界。当时最重要的科学家是英国的罗伯特·波义耳。大家知道波义耳定律,是关于气体体积,温度和压力关系的。波义耳在伦敦工作,但也有国际联系,他有自己的实验室,一辈子都在科学领域工作。当海德问起沈福宗有没有什么他特别想见的人时,沈说我想见见罗伯特·波义耳。这就好像几十年前我到美国,去大学里说,我想和爱因斯坦聊聊。我们有一封海德寄给沈福宗的信,是关于和波义耳会面安排的。波义耳和沈福宗在伦敦会面了,并且记下了当时的谈话,这份记录后来被保存在巨大的波义耳档案之中。波义耳的这份记录使得我们确认沈福宗确实和他会面了,并且我们得知了他们交谈了一些问题。对于他们的交谈,我们不是特别清楚细节,但是我们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方面。首先波义耳和他谈了中国文字的复杂性,中文对于西方人来说一直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难以掌握,并且有很多骗子教师,不太懂得这门语言的人,在兜售他们的中文课程。你可以想象那时的报纸上会有这样的小广告:免费中文课,十节速成中文课。不过这里面大多是骗子。对于沈福宗之后到欧洲的中国人,一个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得认识多少个汉字,才算得上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沈福宗和其他人通常的回答是:大概一万两千个字。然后英国的学者通常回答:啊……那谢谢了。

   在科学世界里,我们还知道沈福宗的一些情况。他和一些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见过面,那是1687年左右,恰好是牛顿在写作《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一书的时候。从一些间接的关于波义耳的资料,我们还知道沈福宗和波义耳讨论了度量衡的一些问题,他们讨论了比较性的衡量温度的办法。他们还同时对草药感兴趣,根据其中一个资料,沈福宗的父亲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一位草药医生。博德利图书馆编目在册的中文图书显示,沈福宗也对炼金术特别感兴趣。

  

结论

   关于这个研究的结论是很难作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资料,可能有对他非常熟悉的人留下的资料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不断会有进展。最近几个月,就有两本关于这个时代重要的书出版,一本关于当时的经济情况,另一本关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且都利用了关于沈福宗的一系列资料。学者依然在找寻当时的资料,依然在寻找关于当时中西交流的意义。

   我们刚才对我们确定所知的故事做了分类整理,不过我同时也想谈谈学者们,包括我,对这个故事背后意义的看法。一些学者对于沈福宗这个故事的看法是,沈的故事应该从对其个人的解读,转向一个全球的解读。我们应该跳出沈福宗个人的经历,而更加关注当时的全球交流的情况:全球化的城市似乎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帝国的中心城市开始全球化。因此我们希望更好的对于当时政治的分析,更清楚的当时人物的交际圈子:波义耳都认识谁?那时主要的书商是谁?为什么非洲的图书市场这么大,以至于书商都要借钱从事这种图书贸易?有一条线贯穿了这些变化,比如国际法和经济秩序的建立。

   还有一些学者希望我们关心当时宗教的本质,重启孔子是否是一位宗教式的思想家这个讨论;学者也关心语言的本质这一问题,当时的人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中文怎么会和其他语言如此不同?语言的组织怎么会这么复杂?一个人怎么能学会一万两千个字?这是不是真的,还是一种夸张?还有一些人,希望我们能更清楚的理解伦敦,沈福宗对于伦敦的访问和与詹姆士二世的会面恰巧发生在这么一个时间——伦敦开始成为一个金融上有重要意义的中心,连接了欧洲大陆,中东和非洲。还有关于法国启蒙的探讨,这些被翻译的儒家经典显然影响了当时的几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我们可以更仔细的观察这些思想家,尤其是马勒伯朗士,他曾被教授如何理解儒家的思想。当时有一个语言学习风潮的转变,似乎西方人对于学习中文更加感兴趣,而之前他们很想学马来语,还有几种中东的语言,包括波斯语。

   有些学者认为17世纪是一个和计数——和计量非常相关的时代。这些关于数目的研究认为计数这个行为——比如经济学还是数学的发展——对于当时的思想家都有影响。这些事情对沈福宗的影响是什么?沈福宗的朋友们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沈福宗告诉他们的,关于中国的状况?他们讨论了中国的皇帝吗?还是他们会更关心中国的税负问题?他们对于中国理解的边界是什么?

   最后是象棋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忽略这件事情?还是把它放到离我们心更近的距离上,体会象棋的各种变体对应的当时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象棋能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和西方交流的过程?

   我愿这样结束我的讲座: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这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学生需要面对的挑战。最后的最后,我想感谢杜华,我向他致敬,同时也向在座的所有历史学者致敬。谢谢!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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