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林:润物细无声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

——恩师杨祖陶先生《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付梓随感

更新时间:2017-01-23 05:54:26
作者: 赵林 (进入专栏)  
而杨先生在其余文字的校译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心血,但是一心扶持后学的杨先生却将康德三大批判全译本的译者让予邓晓芒教授一人署名,自己却心甘情愿地作为校者,由此可见杨先生不计名利、甘当人梯的高风亮节。

  

  

   在杨门弟子中,我可能算是一个不怎么务正业的。由于天性使然,我对于微观考据方面的学问兴趣不大,而一向偏好于宏观建构之学。我在师门中属于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那一类,平素心性高远,耽于玄思,不擅长细究那些歧义纷呈的概念术语,而喜好探索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传承演变的逻辑进程和历史脉络,尤其热衷于从文化史角度来研究思想体系的发展演进。就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而言,我并没有能够完全继承杨先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衣钵;但是在方法论上,我却认为自己是杨门弟子中真正得到先生思想真髓的传人之一。

   我平时在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时喜欢对学生们说: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一脉相承的传统就是黑格尔主义的传统。这里所说的“黑格尔主义的传统”,就是指那种注重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注重概念自身的逻辑演进、注重哲学概念逻辑发展与哲学体系历史发展的一致性,以及注重推动这种发展的内在矛盾或辩证法则的方法论原则。自从博士毕业之后,我虽然很少做纯粹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但是却在从事基督教思想史和西方宗教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始终自觉地运用和贯彻这种方法论原则。当年,在我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正是杨先生独具慧眼地建议我研究国内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的黑格尔宗教哲学,使我从此进入到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殿堂中。在此之前,虽然我也曾对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演进有所涉及,但是那种研究只是只鳞片爪的、零散无序的和单纯分析式的。通过探索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我得到的最大收获还不在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那些具体的知识内容,而在于体现在这些知识内容背后的方法论原则,即一种辩证的、综合的研究视野。

   杨先生当年在为我的博士论文出版而写的序言中,充分肯定我将神秘主义的理性化与理性本身的神秘化这一对矛盾作为理解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精神实质的研究进路,他写道:“这部著作遵循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唯物辩证法原则,从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出发,论述了黑格尔宗教哲学企图将信仰融合于理性、将宗教统一于哲学的主旨。作者的这一视角抓住了黑格尔宗教哲学、乃至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命脉,完全符合西方哲学史的实际,而且切中了当代西方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⑤]先生在序言中还高瞻远瞩地指出,要想深入研究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必须从更加广阔的宗教史和世界史入手,尤其是要从基督教的教义和历史入手。

   毕业后的十多年里,我实际上是一直沿着杨先生所指示的学术道路进行探索的。正是从更加广阔的世界历史和西方文化背景出发,我感觉到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德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在以往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们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显性矛盾的背后,捕捉到一个更加隐秘的矛盾,这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康德哲学,还是黑格尔哲学,甚至往前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17、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直至16世纪路德、加尔文等人的新教神学,都可以发掘出一条隐秘的红线,即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内部的一对基本矛盾,而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更具基础性的文化基本矛盾。如果缺乏对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深入研究,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文化处境和精神实质的。正如中国传统哲学与儒家伦理有着血脉相融的内在关系一样,中世纪以降的一切西方意识形态包括哲学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

   就整个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而言,无论是路德正统派与虔敬派之间的冲突,莱布尼兹—沃尔夫的理性主义独断论与哈勒大学虔敬派之间的抵牾,莱马卢斯(H.S.Reimarus,1694-1768)、莱辛等人对于《圣经》和基督教的批判,还是康德在全部批判哲学中所要处理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张力,哈曼、赫尔德等人从与康德理性哲学相分歧的角度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虔诚信仰,以及谢林、施莱尔马赫等人所主张的神秘主义和情感神学,一直到黑格尔试图将以往一切处于对立状态中的矛盾——理性与信仰、科学(哲学)与宗教、反思知性与神秘直观等等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整合为一个绝对真理的统一体,所有这些思想历程,都蕴含着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理性与信仰、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更加确切地说,就是英、法启蒙运动所代表的时尚的理性精神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虔诚信仰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更加广阔的整个近代德国哲学和文化),除了知识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基本、更加实质性的任务,那就是宗教的批判。

   在近代德国,这种宗教的批判从马丁•路德拉开序幕,一直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才得以完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开篇处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⑥]到了马克思那里,德国哲学的主要任务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⑦]而随着哲学任务的转变,从18世纪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启的宗教批判的无神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批判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近十多年来我的主要学术道路,基本上是以杨祖陶先生系统总结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以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和历史演进为主线、以西方近代宗教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史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我所承担的两个研究课题——“17-18世纪英国自然神论研究”和“18-19世纪德国宗教哲学的发展”——正是这种研究工作的体现。时至今日,这两个研究课题都已经形成了著作初稿,但是杨先生对待学术的认真精神促使我还必须不断地对它们进行修正,以求达到先生所希望的“必得其真,务求其新”的标准。而我最近刚刚出版的一部《西方哲学史讲演录》,同样也是运用和贯彻杨先生所总结的方法论原则来讲述哲学史的一个尝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说自己虽然在研究方向上未能完全继承先生学术的衣钵,但是在方法论上却是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先生思想的真髓。

   …………

   歌德有一次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论及到德国文学界的人格缺失,他说了下面这两段话:

   很多人足够聪明,有满肚子的学问,可是也有满脑子的虚荣心,为着让眼光短浅的俗人赞赏他们是才子,他们简直不知羞耻,对他们来说,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

   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⑧]

   作为一个从西南联大一路艰辛走过来的老知识份子,杨先生在“求学为学系列”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学术浮躁和学术不端,他唯有心境淡泊地“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天益网”上有网友评价,杨先生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实大于名”,这个评价可谓言简意赅、中肯精当。而在我看来,与先生在学术上的深远影响相媲美的,还有那润物细无声的人格魅力。

   近些年来,每次到先生家去请教和探望,当我看见先生那佝偻的腰背和满头的银发时,心中都不免会泛起一丝淡淡的伤感。然而,当我面对先生慈祥的笑容,聆听先生那富于启迪的人生教诲时,又会深切感受到,在那白发苍苍的头颅中涌动着多么丰盈的哲学智慧,在那羸弱瘦小的身躯中蕴含着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啊!

   这时,我才能够真正理解先生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

   ——2010年5月3日于珞珈山麓寓所

   (赵林: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此文载杨祖陶著:《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①] 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页。

   [②] 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因,我在《暮色中的十字架——赵林随思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的“我命运中的一个重要枢纽点”一文中有过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④] 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译者序第3-4页。

   [⑤] 赵林:《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第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⑦] 同上书,第2页。

   [⑧]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2页。这两段引文的顺序被我颠倒了,目的是为了突出高尚人格比聪明才智更重要。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291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