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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结构的新逆转

——从阅读和研究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入手

更新时间:2017-01-12 21:04:57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让它尽情地变旧就是了。不过先前对西方心理学史中各位大家研究经历的探讨,确实使我对人类解释行为的各种理论都充满好奇心,不论是在此前的心理学中,还是在此后的社会学中,乃至到了现在所专注的人类学中,这种知识的追溯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止过。

   而自从由心理学这个行当转到社会学之后,我发现有许多社会学的解释一开始就要把心理学排斥在外的,好像以前自己下功夫去阅读的心理学知识在社会学的广袤领地上一下子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细细研读吉登斯的作品,却让我有一种能够重新找回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知识在阅读上的连续性的那种感受。换言之,在吉登斯写下的字里行间多了一份亲切感。可以说,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尽管大家路数有差别,但是一些基本问题在骨子里还都是能够相通的。由于吉登斯教授自己有心理学的背景,他在谈论人的社会行为的时候,还是会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人的感受,也就是他后来所称谓的人的“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发展,这实际上是行动者的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此前在心理学中也曾经一度被抛弃得很远,恨不得能够在心理学中将之彻底铲除掉才觉得痛快,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新、老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占据那么长久的一段时间。然后,随着一些有关人的认知现象的再发现,认知的概念才又被重新捡拾回来,由此自诩在心理学界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认知革命。这种认知革命也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学科,经济学首当其冲,博弈论的基本思路是隐含有这种革命的影子的,那位我早先曾经追踪过其研究的卡尼曼先生就是研究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人的认知如何会发生一种误判,也就是非理性的决策如何在人的思考中发挥作用。⑥而吉登斯的思考应该是沿袭着这样一种认知革命的新思路的,只是他会更多地从社会学理论的唯理论的路径上去想问题,因此就会考虑一种思维的结构如何可能在社会中被创造出来,进而这种结构又会如何被固化下来,出现所谓的“结构的结构化”,然后又会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发生一种新的改变,形成一种变迁之中的连续性的插曲。⑦这些不同于静态功能论和结构论社会学的考察,使得吉登斯真正理解了一种社会行为的真谛,也就是指一种变动性的存在,这多少有些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谓的“万物皆流,无物常在”的意思。⑧但是,在这一点上,吉登斯的表述更加社会学化,也就是他在考虑一个社会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延续性背后的运行机理的问题。他认为在这个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之中,真正体现出来的乃是一种他所谓的社会“控制的辩证法”。⑨

   甚至这样一种结构化的基本理论还可以应用到对于现代世界发展的考察中去。因此,吉登斯会有意地去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谱系。在这个过程中,他考察了现代战争与军事力量如何伴随着国家监视能力的增长而不断地得到加强的过程。另外,吉登斯还注意到了“亲密关系”的转型,⑩人们把这种亲密关系尽其所能地建立在一种信任之上,但是殊不知,这信任出现裂痕之时,便可能是风险来临之时。风险社会因此不仅是针对于公共的事件,还涉及到了人们最为私密的私生活,诸如生育上的对于种种生殖新技术的自愿选择。

   这种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实际是建立在一种现代知识发现的不确定性上的。今天的我们,也许并没有科学家那样的乐观,即认为大凡我们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对于自然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实际上,在面对多种视角的不确定性知识的生产之时,我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做法却又是不断去掌握某种专门的知识来使自己能够脱离开既有的以及其他的经验,使其自身的经验得到一种隔离或者封存,远离自然的存在。当然,这也使得今天的自我认同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孤芳自赏下的弥漫于社会之中的“自恋文化”。

   今天的人,或者吉登斯所谓的晚期现代性时代中的人,就像一位悬在空中而手中托着一根竹竿来尽其可能地使自己保持平衡的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稍一走不好,就会在悬在空中的钢丝上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如果再走得不好,就可能有从这悬在半空中的钢丝绳上面跌落到谷底的危险。这种摇摆也隐喻性地体现出一种当下人的存在状态:一方面是无地自容的漂泊感,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再融入的归属感;一方面是以浪漫之爱为基础的亲密关系的建立,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丧失了个人之间信任的疏离感;一方面是到处都充斥着专家系统的抽象社会的压迫感,而另外一方面,每个人都似乎必须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作出最后抉择的不知所措感;还有,我们那种逆来顺受地接受既定的社会秩序的无奈感以及一种为了生活政治以及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而开展不懈的社会抵制运动的抗争和维权意识之间的那种不断摇摆……总之,如此查找下去,我们也许还可以翻检出很多的这方面的“社会事实”,以此来形成一种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那种悬在空中的摇摆的对立。

  

我们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点恰恰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能够真正启示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像照亮黑夜的一盏明灯,我们可以借着这盏明灯去查看一下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社会变革究竟在哪些地方体现出来了这种摇摆性或风险性,而又是在哪些方面隐含着一种他所谓的“控制的辩证法”。这也许就是我们需要遵循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去补西方社会学理论这一课的根本缘由。

   现在,我们可能已经不会再缺少什么社会研究的题目了,也不缺乏大量的研究资料的蒐集,各种调查机构以及大量学术机构里的研究人员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展开的实地调查构成了中国所谓“大数据”的基础,但是我们确实缺少既切近本土社会思考而又放眼世界的那样一盏明灯,以此来照亮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种种不曾被人觉知的藏金之所。因此,在我看来,理论从来就不是像漂亮的花瓶一样摆在房间里供人欣赏和玩味的,它必须有一种影响力,特别是一种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它也必须对我们的生活有所触动,至少要使其向更为适合人的善良特点的那个方向上去进行转化,而且,我一直这样主张,特别是在我自己曾经讲授过的“社会学理论”的课上,这样的努力也许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有耐心地去一本本地阅读社会学理论大家的传世著作,当然也需要让大家的这些理论为我们沉闷的生活开启出一扇更加通透的窗户。这也许是我乐于花功夫写这本依据一个西方学人的社会思想而展开的书的初衷和归宿。也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共鸣。

   研究是为了理解,而理解必然是一种自我的启蒙。对于一个处在变动和转型之中的社会而言,吉登斯的理论构建充满了一种适切性,因为他所提出的社会理论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成长之中的变动与各种不确定性条件交织并存的社会世界。对今日中国而言,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其自身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能够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参与并融入到一种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而如何在其中摆脱历史上的左和右的极端主义道路而选择出取乎其中的一条发展之路,将可能是未来中国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竞争中保持自身适恰姿态的必然选择。这需要有一种在变动不居之中把握行进方向的能力,这同时也是作为有主动意识的行动者必然要具备的认知能力。对于这种能力的要求既很实际也很急迫,必须从那种岌岌可危的共时性传统的维护中逃离出来,看到其为现代制度所瓦解而成一种碎片化倾向的动力来源,否则我们只能是看着思路略显简单和急躁之人随意地将一种似是而非的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而实际上,这可能根本解决不了对于所谓传统的保护问题,反会使得传统很容易地在这所谓的文化保护之中逐渐冰消雪融般地消解。但社会也不会完全去听任那种极端对立思想的影响,它会通过一种时间序列的种种事件去影响那些日显极端的制度和思维,这也恰是社会不大可能彻底极端化的根基所在。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逐渐抛弃功能论社会学的解释之后,我们注意到了社会也并非一定是一个功能运转良好的有机体,它的内部因为种种的变数而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所有社会的转型与变革都必然是因应着此种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而发生的,因此而产生某种结构上的新逆转。社会由此看去必然是一种成长之中的自我不断结构化的存在。与此同时,基于文化价值转变的文化转型也必然会发生,并随着承载文化内涵的传媒、传输以及互动交流技术的新发展而有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快速转变。(11)

   尽管人类学一直标榜自身对异文化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现代世界的发展置若罔闻。甚至可以说,关注异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去回望现代制度的种种根基如何离所谓的原始的制度并没有太过遥远,或者不过是走向了原始制度的反面而已。在此意义上,今日世界秩序的构建更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秩序的构建,其核心也必然是在文化差异的世界秩序之上的一种重新组合文化的要素以及产品的输出与引进,这些必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转型的前奏。在此种转型发生之时,也必然是个体凭借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增强而出现文化上的自觉。对于这种文化自觉的理解,必然又会触及吉登斯所谓的结构二重性,更为重要的是还会触及在演进历程之中的道德化重塑,这些继而带动某一个社会新一轮的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出现。

   在当代社会思想的形塑之中,曾经涌现出来许多各执己见、彼此竞争的思想家,由此丰富了我们后来人对社会以及文化构成的种种认识,在这方面吉登斯算是一个西方社会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总结前人的社会思想之后提出了自己有特点的社会学的思想,这一点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是最值得敬佩的。可以这样说,今日的研究者尚有几人可以发此宏愿,将人类有关社会本身的思想脉络作一详尽的梳理,而后又能够成一家之言,将其运用于实际社会的理解?在这方面,吉登斯不仅做到了,并且发扬光大,至少他对于自己所浸润于其中的西方社会思想的传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也试图将西方社会思想中那些无助于当下世界理解的东西放置到一个受到质疑乃至抛弃的行列中,而直接去面对一个种种转型正在发生的世界,为此他会鼓动喉舌,发出声音。不论是全球化、气候变暖以及风险社会,还是亲密关系、政治与民族问题上的极端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都会不惜笔墨,似刀似枪,痛陈其利弊,毫不留情,以言语发声的实际行动去构造出社会世界中的一个事件、一种表达以及一种声音,实现对于世界转型发展走向的干预和影响,并且这种干预和影响所追求的是对于各种形式过于极端化的主张的纠偏。在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中,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针对的那种国家借助“共意”的专制操控的极端主义,借助市场幽灵的那种毫无方向性且恣意妄为的自由散漫的极端主义,他选择了在其中有着自己政治立场并捍卫自己政治权力的“第三种模式”的市民社会。(12)吉登斯在这方面也是一样,他从来都不否认希望自己的那些思想表述可以成为一种真正有效力于社会的思想而使得社会世界能够在一个更为良性的轨道上去发展或延续。

在今天知识生产日益世俗化的时代里,我们可能并不缺少理论,就像机场免税店昂贵却易得的化妆品和烟酒一般,我们也在消费着同样是从那些地方转运出来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理论,但这些消费大量的是体现在翻译之中,在课堂的授课之中,或者是在各种形式有模有样的演讲和讨论之中,并非是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在一个越来越由所谓自由资本所驱动的时代之中,一切似乎都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被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经济杠杆所搅动起来的一个看似自由但却是无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生存无意义感的心灵状态,但他们实际却表达不出来。一种无意义生存状态的图景似乎已经浮现出来,人们无疑都在拼命地工作,但却不知为何而去工作;人们也都在忙碌地生活,却也实在不知道究竟为何而生活。心灵无处安定下来的浮躁之感充斥于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以及在那里的种种表述之中。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对这种存在状况保持了一种敏感,霍妮(Karen Horney)甚至为此专门写了书,书名即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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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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