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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

更新时间:2016-12-15 13:58:38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因此,部分的选取甚为重要,但两者选取的逻辑机理是不同的:定量研究讲究的是经过严格的抽样程序的代表性;而质性研究讲究的是复杂性,这种复杂程度不仅仅是指场面的壮阔,声势的浩大,人物的繁多,过程的曲折,关系的交错,事件的叠起,时间的漫长,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从中能感受到心灵的颤动(应星,2006)。现在的质性研究盛行一种笔者所谓的“家乡社会学”,似乎家乡自然地就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灵感源泉,以为费孝通回家写出过《江村经济》的名篇,我们也可以回家写出《张村社会》《李庄政治》之类的作品,全然不察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家乡有些时候恰恰可能构成认识的屏障。定量研究者花了成千上万的巨资,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过了严格的抽样,研究了几百个村庄,然后经过严格的推算,告诉读者说,他们的研究结论足以代表整个中国农村。凭什么你回到自己的家乡说点情况,就敢说这代表整个中国乡村?在我们的生活世界,在我们的家乡,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但一个什么样的村庄故事具有足够的复杂性,足以与定量方法对几百个村庄的研究相媲美甚至超越那种大数据的研究?其条件甚为苛刻。因此,寻找这样的个案是极其困难的,有时甚至需要运气。而运气并非每个人都能碰上,即使你碰上了,也未必意识得到,抓得住。笔者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应星,2001)中就幸运地抓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对笔者来说,这样的故事是不可复制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笔者在《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应星,2007)一文中进行了另一种尝试,即进行多个案的比较研究。虽然这些个案的故事较为单薄,但把这些有同有异的个案放在一起围绕“草根动员”机制来仔细比较时,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展现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而现在的质性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单个案研究上,或至多进行两个个案比较,很少进行三个以上的多个案比较。那种零碎的、表皮的个案叙事往往成为证实或反驳某种总体概括的“个案”或理论分析的“例子”,丧失了个案叙事本身的生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使用多个案分析就一定优于单个案分析。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对质性研究的复杂性有着怎样的理解。当定量研究者质疑我们的叙事的代表性时,我们完全不必胆怯,甚至根本不必理会,因为这并没有击中叙事研究的软肋所在。真正值得叙事研究者焦虑的是——如果没有极其丰富的素材,我们的叙事就可能是干巴零碎的;而如果缺乏独特的生命体验,如果我们把故事处理成既不说理又不动情的“材料”汇集,我们的叙事就可能是缺乏灵魂的。

   3.修辞术与想象力

   讲故事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故事本身的复杂和精彩,更重要的是要靠研究者“讲”出来的。所谓“讲”,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术的运用。实际上,无论是材料详略的取舍,还是叙事框架的确定;无论是对事件关联的判定,还是对人物心迹的捕捉;无论是对叙事张力的呈现,还是对人物臧否分寸的把握——这一切都要依凭“社会学的想象力”,依凭我们的问题意识。在讲故事中必须体现足够强大的张力,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展示足够微妙的细节。在这里,我们要反对的是记者式的讲述,诗性的语言。我们需要的是将理论的力量完全融化在故事看似“自然”的呈现中。福柯(1999)在他的杰作《规训与惩罚》一开篇,全然不动声色地剪贴了两个构成鲜明对照的材料:1757年对犯人达米安极其残酷、血腥的处死情景;以及1837年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犯人安静有序的作息表。福柯的这种叙事手法可谓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正是一个思想大师想象力的展现,而不是一个文人笔法的产物。

   4.民粹主义想象与“理智的正直诚实”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经常置身在诸如“刁民”与“贪官”之类的对立中无所适从;而在思想立场上,我们又容易将自己的作品变成“左”右相争的战地。因此,我们对复杂性和具体性的研究常常被我们的政治激情、人文情怀或民粹想象所裹挟或遮蔽。而笔者在研究大河移民时,努力去突破“刁民与贪官”一类的道德对立,把尖锐对立的双方都放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层面去理解,既理解双方在社会结构面前的无奈,又理解他们各自的“狡诈”与“执拗”之处。在田野中,有时热血沸腾,有时又寒冰浸身。而在写作中,则将热和冰统统化作了看似平静的叙说(应星,2001)。同样地,笔者在《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应星,2007)一文中,一方面尝试对那些草根行动者“去污名化”,另一方面又努力克服对他们所寄予的民粹主义想象。相对那种立场鲜明、爱憎对立、为民代言的做法,宁肯让自己的激情付诸“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福柯,2001)谱系学追寻。用韦伯(1998)的说法,这是要去发现“那些让立场冲突的双方都感到不舒服的事实”。他将这种立场称之为“理智的正直诚实”,或“科学的禁欲主义”。

   总的说来,如果我们在叙事中不注意克服以上这些陷阱,社会学叙事就可能韵味全无,变成一地鸡毛式的零碎:随便的选材,随意的漫谈与随性的评判。如果我们最后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三随”叙事的话,只会让人对社会学质性研究如此低的门槛,心生鄙夷之情。

  

三、质性研究方法与概念的贡献

   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定量方法,还是质性方法,最重要的学术贡献都是要贡献概念。但这两种方法在贡献概念的机制上是有同也有异的。下面我们就来反思一下质性研究方法贡献概念的三种常见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将西方概念直接应用在中国的经验研究中,或者从与西方概念的对话、批评中获得重要的启发。这种应用方式如果是建立在深刻的反思基础上,如果能够理解西方产生这些概念的根植性,从而找到这些概念与中国社会最贴切的结合点,并对这些概念进行重构,是很可以出彩的。比如,孙立平、郭于华(1999)提出的“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就是对美国学者斯科特所谓的“弱者的武器”的反用。而周飞舟(2016)最近的研究又进一步推进了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历史根植性的深入理解。但是,这种方式的危险在于先将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概念去历史化、抽象化,而后再用这种被抽象、去历史的概念去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这即怀特海(1997)所谓的“误置具体感”(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这样的误用在我们的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中比比皆是。

   第二种方式是研究者根据对经验现象主要特征的概括,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如果这种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以及敏锐的经验直觉,那当然可以此成为对学界的杰出贡献。比如,费孝通(2006)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在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贡献之一了。然而,这种方式的危险在于不讲传统、没有章法地粗制滥造概念。现在学界自造的概念满天飞,甚至一篇硕士论文都非以自造的概念不足以示人以创新性,其结果徒增文字垃圾而已。比如,在抗争政治已成社会学界热点选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依X(诸如法、理、情、身等各种可替代项)抗争”就成为一种热门的概念创造游戏。

   第三种方式是对政策文件的术语或日常生活的说法的重新发现。这里的概念贡献,强调的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党政文件的那些看似意识形态化的术语中,从现实生活中那些习焉不察的说法中,敏锐地品味出社会学的滋味,并以此作为触及中国社会独特运作逻辑的切入口,哪怕我们对这些概念在社会理论中意含的理解还未必十分清晰透彻,但这些概念被挖掘出来,就已经足以启发具有中国主位意识的社会学研究。比如,“面子”“关系”“人情”“单位”“气”和“群众路线”等这些本土概念的被重新发现,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重要的研究传统。当然,这种方式的危险在于缺乏对社会现象微妙性的捕捉,缺乏问题意识的敏锐性,缺乏实证分析的明晰性,就事论事、零敲碎打、含糊其词地对待经验现象。

   这三种方式各有长短。但相较而言,前两种方式更为流行,也更值得警惕。因为能够创造出在学界真正有生命力的概念是极其艰难和罕见的事情,而西方概念与中国经验的对接也是一个困难重重、稍一不慎即会落入陷阱的事情。在笔者看来,在深入理解西方社会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触摸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独特运作逻辑,体察中国人独特的身心状态,建立以中国为主位的学术传统,是中国社会学今日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此而言,随意挪用西方概念与胡乱炮制概念都是我们的大敌。因此,我们在理论上也许更应该提倡的是对来自中国社会原汁原味的概念的发现和解读,同时也要对这种做法的限制性和危险性有足够的反省。

   本文虽然着眼于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反思,但希望通过这种反思,不是要加深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相互之间的成见和对峙,而是要深明各自的力量和限制。即使我们做不到像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那样灵活自如地将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融为一体,至少也要能够彼此理解、包容乃至欣赏。

   参考文献:

   [1]费孝通.2006.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1999.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福柯,著,苏力,译.2001.尼采•谱系学•历史学[A].汪民安,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怀特海,著,何钦,译.1997.科学与近代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

   [5]渠敬东.2015.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J].社会,(1).

   [6]斯皮瓦克,著,陈永国,译.2007.底层人能说话吗?[A].陈永国.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孙立平,郭于华.1999.“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A].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C].厦门:鹭江出版社.

   [8]韦伯,著,冯克利,译.1998.以学术为业[A].学术与政治[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2013.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0]叶启政.2006.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别塔——统计社会学思考迷思的两个基石[A].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1]叶启政.2008.“特殊例外”作为思考架构的社会学解析[A].迈向修养社会学[C].台北:三民书局.

   [12]叶启政.2016.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J].社会,(2).

   [13]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4]应星.2006.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3).

   [15]应星.2007.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J].社会学研究,(2).

   [16]应星.2011.“气”与抗争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7]周飞舟.2016.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J].江海学刊,(1).

   [18]G.Oakes.1991.The Verstehen Thesis and the Foundation of Max Weber's Methodology[A].in Peter Hamilton ed.Max Weber:Critical Assessment,vol.1[C].Routledge.

   作者简介:

   应星(1968-),重庆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北京 1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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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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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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