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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利 黄成亮:风险社会之动因、结构与后果

——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16-12-05 10:47:06
作者: 张广利   黄成  
第一,历史的维度。中国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与流变是基于整体国家在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的选择的过程。国家主权建设是保证国家发展的核心保障。从主权国家成立到独立自主发展,到制度分割形塑二元社会结构到改革启动,都离不开主权—积累—发展这一时间维度。如果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集体通过对马列思想与中国现实的结合为革命胜利提供了理论资源,并通过政治整合与武装斗争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战争胜利,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话,那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集体则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对于现今的中国社会,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简单的制度移植能够为现代化进程短期内注入一定的活力,那么长远来看,市场经济制度所引发的弊端则会对社会总体稳定形成较大的威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

   第二,全球与中国互构的视角。中国社会的风险是处于全球化与本土转型的张力之中。中国社会风险的分析要将中国置于全球变迁的宏观视野加以审视。在近代之前,中国历史都以中央帝国、天朝上国自居。近代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特别是工业革命与启蒙理性的扩张,资本主义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与制度优势席卷全球,西方中心主义者都视非西方世界为落后与野蛮之地。中国从中心之国的定位让位于对西方的仰视,近代中国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是“新文化运动”再到对马克思思想的全盘引入,都是在思考如何应对西方挑战。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形成了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就要加速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有目标的优先秩序。首先,在毛泽东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并完成重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基础积累;其次,在改革开放后,面临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中国将自身的优势与世界经济相结合,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再次,时至今日,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深刻影响着世界,从资本主义世界视角下的边缘地区逐步成为世界中心。因此,对于中国社会风险的研究要立足于国内外相互建构的视角,才能对风险的主要矛盾与性质给予准确的把握。

   第三,国家与社会能动性相协同,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16]国家与社会都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又应保持两者间的协同。从国家主体性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遵从着政党—主权国家的建设逻辑,上层建筑在各个发展阶段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的主体性所拥有的精神与物质资源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与价值。改革开放后,通过政策试点,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创造力,从而为进一步制度变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依据,形成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对于风险治理策略而言,各个国家都有着基于自身的现实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口号去掩盖风险和放纵风险,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不只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而且发展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人民,改革的红利也要全民共享。这就要求国家与社会两者的主体性既要充分发挥,更要相互协同。

   第四,方法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结合的理论视角。在风险社会的现实语境中,任何严重的自然或是生态风险在全球化时代完全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因此,对于风险世界的理解已经不能再以封闭的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全球作为研究单位。在贝克看来,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中,方法论的国家主义应让位于世界主义社会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方法论国家主义不再重要,而是不能再拘泥于旧时的民族—国家单位,而是通过相互依赖型、相互关联性等核心概念重新理解风险社会[17]。对于风险社会的本土化研究中,国家主义方法论相当重要,首先,国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载体是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这由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逻辑决定;其次,尽管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就,但无论是从人均角度、社会建设、生活质量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也就要求中国目前的目标依旧是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相互统一;再次,中国的健康发展也会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验样本,继而在新自由主义驰骋全球的过程中提供一种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外部性,从而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来科学地应对风险社会。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中国社会的集体语境是在如何“赶上”发达国家为发展主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的登场,可被视作对现代社会转型中风险不断增多的回应。中国在面对社会风险问题能否得到良好处理,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对于风险问题建设性的回答不但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也应能对全球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做出自身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原文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徐勇.“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6(5):2-10.

   [3]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44-55.

   [4]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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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猛.论抽象社会[J].社会学研究,1999(6):1-24.

   [7]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J].探索与争鸣,2012(4):46-51.

   [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社会建设[J].甘肃社会科学,2010(1):1-6.

   [9]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A]//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10]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1]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J].开放时代,2014(2):70-79.

   [1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7.

   [13]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的变化[M]//李培林.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4]孙立平.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J].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3):47-52.

   [15]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6]习近平.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EB/OL].(2014-12-13).http://news.xinhuanet.com/yuqing/2014-12/03/c_127271928.htm.

  

   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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