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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三大教训

更新时间:2016-11-21 00:30:57
作者: 董德刚 (进入专栏)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只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和途径。我们不是为了斗争、革命和牺牲而去斗争、革命和牺牲的,而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老百姓过好日子才去斗争、革命和牺牲的。假设斗争、革命了几十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经济没有发展,人民还过着苦日子,甚至长期连饭都吃不饱,那斗争、革命和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呢?邓小平早已指出过这一点,他说:“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⑤]毛泽东把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手段绝对化、普遍化、目的化了。他把马克思和列宁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那些具体论断都照搬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中来,存在着国情、时代等严重错位。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崇尚自由,并把未来理想社会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中国却长期忌讳自由,经常把自由当作贬义词,和许多负面社会现象硬捏合到一起,如自由主义、自由散漫、自由化等等。忽视个人自由等个人正当权利的结果,既损害了公民的合法合理权益,又造成社会创新、活力和动力不足,延缓了社会发展。

  

   再如,毛泽东强调,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要搞什么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不存在任何阶级的专政。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其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毛泽东把这个过渡时期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而且,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适用于像当时英国那样的阶级关系高度简明化、无产阶级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而在中国这样的无产阶级只占人口少数、农民等其他劳动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出现少数人垄断政权、歧视其他劳动阶级等现象,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误用。

  

   又如,毛泽东执政开始不久,就把消灭私有制当作实践纲领,发动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运动。这里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误解误用。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实说过:“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⑥]但这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和应当立即拿来实行的,它属于马克思学说中的具体结论。在这个论断背后更深层次的基本原理、普遍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这是必须遵循、不可违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要消灭私有制,根本理由是他们认为当时西欧物质生产高度社会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严重阻碍了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因此才要消灭它(现在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论断也过于急切了,恩格斯在1895年曾经就此作过自我批评)。可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物质生产社会化程度极低,私有制尚未成为它的障碍,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断然实行消灭私有制,并不适合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⑦]薄一波指出:“1955年,我国工业化刚刚起步,人均国民收入只129元,就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问题。”[⑧](附带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消灭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即剥削者的私有制,我们却是把它和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私有制“一锅端”,这里已经出现扭曲)而“据统计,1957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仅142元。农民生活水平虽比解放初期有很大提高,但温饱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⑨]在生产力如此落后的基础上,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即使不谈“三大改造”后我国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劳动者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很低,仅从半个世纪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就不难得出合理的结论。可见,在半个世纪前“一穷二白”的中国就实行消灭私有制的方针政策,表面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是一致的,但实质并不符合他们的深层思想,不符合中国实际。这是误解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

  

   三、严重忽视民主法治的个人高度集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⑩]。列宁和斯大林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特别是其先锋队即共产党才能全面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共产党专政,进而又变成了领袖个人集权。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情况与苏联大同小异,在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等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全面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即“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权力高度集中。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11]。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创造是,在共产党内又划分出“两个司令部”,并且用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代替共产党领导。中国一切权力集中于共产党的政治局(“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一度被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所取代),毛泽东个人则凌驾于党中央和政治局之上。他甚至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而是通过所谓“联络员”来听取汇报、下达指示。毛泽东被当作神一样崇拜,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最高指示”。“三忠于、四无限”、“毛主席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大颂扬”等风靡全国。

  

   这一制度模式的主要问题,一是用共产党领导代替了人民当家作主,忽视民主,奉行为民作主、“党主”。共产党几乎包办了一切公共事务,党的组织伸展到并且掌握着所有的基层单位,它与计划经济和“单位制”相结合,使任何个人都不能置身于外,党对社会的控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由于广大普通共产党员并无权力,党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所以,“党主”的实质是“官主”。社会核心调节机制、动力机制是共产党官员特别是其领袖的动员组织。因此,党中央和领袖的决定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事件,执政党发展的周期和节律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周期和节律。在这样一种为民作主的体制下,领导者像宗法大家庭的父亲一样包办国家和社会事务,把“子女”即国民都管束起来。其主观动机大多是为国家和人民好,但对好的理解却以父亲为转移,不大考虑国民的意愿。如果领袖人物的认识和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利益,社会就发展和前进,倘若相反,人民就要遭受苦难。我国之所以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应当说还是“官主”,因为老百姓都希望过好日子,本能要求是发展生产、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只有领导人、官员由于拥有一定特权而不乏生活保障,才感觉不到群众日常生活的艰辛,其权力又不受制约,因而能够贸然把他们的价值偏好、政治追求置于首位,轻率发动名目繁多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试想,人民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那么多政治运动吗?当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已有一定变化,但不良传统的影响仍然不能低估。例如,在实际社会地位上和人们的心目中,宪法规定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直排在党委和政府之后,人大代表和政府主要官员大多数都是由上级党委指定和任命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把由党委和政府任职转到人大工作称为“退居二线”,不少领导人也经常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的领导。

  

   二是忽视法治,盛行人治。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我国基本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党高于法、权大于法,掌握主要权力的政府特别是执政党游离于法治之外。尽管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实际上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政党领导人却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人民既不能选择也不能罢免他们。执政党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庞大的组织体系,需要消耗巨额国家经费维持运转,但又均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时常随意决定重大事项,甚至轻易改变制度和法律。所以邓小平才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法治方面已有较大进步,但至今宪法及法律的权威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人大职权等重要规定事实上被一些具体法规和条例否定了,很多人对宪法及法律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对“领导讲话”和“红头文件”的重视程度,以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中国最大的法是领导的‘看法’”。

  

   毛泽东轻视法治,乃至“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20世纪50年代我国所实行的“三大改造”,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转变的根本变革即社会主义革命。如此重大的决策,党内实际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例如,刘少奇等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曾受到严厉批评[13],毛泽东还批评了“确保私有”、“四大自由”等“资产阶级观念”以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小脚女人”[14]。本来,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然而,仅仅过了不到4年时间,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就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5],随后就在全国实行“三大改造”,没有经过当时行使最高国家政权机关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讨论批准,就否定了前述《共同纲领》的规定,根本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史实,值得深思和总结。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把国家主席打成了“最大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把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多数官员打成了“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实行非法关押和虐待,导致其中不少人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而从1967年1月起,毛泽东又批准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所谓“夺权”斗争,即推翻原来的人民政府、建立所谓“革命委员会”。更不消说,宪法明文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竟被视同无物,废弃不用了。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

  

三是实行个人高度集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多次严厉批判蒋介石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制度,并且把这种“党天下”的制度称为“法西斯独裁政治”。例如,毛泽东在1943年说过:随着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全国人民要求“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16] 但实际上,毛泽东执政时期的制度也未脱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窠臼[17]。尽管这里的党是指共产党、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领袖是指毛泽东,它们与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不同,但其制度模式却很相似,都是同人民所要求的“民主自由的宪政”相对立的、同“世界自由民主”潮流相背离的。毛泽东甚至把这三个“一”最后都统一到了“一个领袖”即他本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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