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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东:文学史家的“通识”与“情怀”

更新时间:2016-11-08 22:39:30
作者: 吴晓东  
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133页)。尽管不无夸张,但却启示着文学教育的境界与功能。恰如陈平原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的评价:

   在有悠久“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教育”所承担的功能,远不只是文学常识的传播、审美情操的熏陶、写作技法的练习;往往还兼及思想启蒙,乃至介入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不仅仅是学问渊薮,也是精神家园。(116页)

   鲁迅的学术研究,也正可以被理解为“精神家园”,从而具有一种“超越具体对象的文化关怀”(326页),或因如此,陈平原称“鲁迅并非研究文学的专门家,就其兴趣与知识结构而言,更接近中国古代的‘通人’或者西方的‘人文主义者’”(345页)。而从“人文主义者”的判断中,可以感受到鲁迅在各类创作中持续关注“人心”的问题是其来有自。正像鲁迅在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所写:“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而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鲁迅从中外文学中所感受到的,以及在自己的创作与研究中所探究的,往往更是个体与种族的“心声”,而文学教育的意义也在这个层面获得了进一步的彰显。

      与陈平原探究鲁迅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关怀”的旨趣相似,本书对钱穆新亚书院的文学教育的钩沉也颇具启发性,揭开了其他文学史家也许没有充分触及的史家之“诗心”。而所谓“史家之‘诗心’”,在陈平原那里关注的是“学科严格分化后,史学家如何面对那些文学性的文本——不仅仅将其作为透明的‘史料’,而是保持神游冥想、体贴入微以及足够的想象力”(171页)。史家的“诗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文学本身感受世界和体察社会历史的独特的想象力。

   如果说,在钱穆那里,以“诗心”体悟和感知对象,是在历史研究中灌注了文学想象力,那么治文学史的学者如重“史”而轻“文”,同样会有令文学沦为历史的婢女的趋向。陈平原由此在书中引用张荫麟的文字强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夫文学之研究而仅限于史的方面,亦已狭矣。”文学与史学本是各有千秋,“可强调大视野、关注历史变迁、注重史料钩稽的‘文学史’,很长时间里,对于突出技巧与审美的‘文学研究’造成很大的压抑”(104页)。基于此,本书第五章《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对黄人的重新发掘就从现代“文学”概念源起的意义上凸显出新的文学史叙事视野。晚清学者黄人借助于百科全书的编撰,较早在世界视野中给“文学”以现代意义上的定义。其中引人瞩目的地方,是黄人对文学中情感因素与“美”的特质的强调:

   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而欲动人感情,其文词不可不美。故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264—265页)

   这种对文学的理解,既与对西方百科全书的借鉴有关,也与新式学堂的教育体制相关。陈平原继而进一步考察了黄人的作为教科书的《中国文学史》中所理解的文学范畴:“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文学而不美,犹无灵魂之肉体,盖真为智所司,善为意所司,而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之感情云。”(268页)黄人所创制的文学史的范例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其中聚合了诸种现代性因素:在“文学”的界定中对“美”的维度的强调,现代哲学的康德意义上的知情意统一的理解模式,与大学机制的关联,世界视野的建构,其中都肇始了现代文学史学科的诸种与发生学相关的问题。

   与蔡元培倡导的美育所启引的现代教育的方向感相似,黄人对“美”的问题的强调或许尤其值得关注,同样在现代“文学”的概念创生之际就启发了文学教育的历史方向感,启示后来者思考文学的本性,思考回归文学本体以及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思考文学与人的情感的关联,思考人与生存世界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思考人在历史中的使命和意义。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托多罗夫认为:“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使现实世界更有意义和更美的那样一些不可替代的感受。文学远非一种仅使有教养者惬意的消遣品,它让每个人更好地回应其人之为人的使命。”[xi]恰如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叶所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xii]文学的永久的价值,在事关全体国民“精神上之利益”。而在陈平原这里,文学史叙述如何张扬人的精神、处理世道人心,重现审美经验,是今天的文学史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事情。文学教育之所以成为陈平原的更为核心的关怀,也是自家作为一代学者的历史担当与人文情怀之所凝聚。

                       

“体贴入微”的分析史学

   本书纵论已逾百年的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教育史,时间的跨度以及论题的繁多,都考验作者驾驭宏阔历史叙事的眼光和识见。而这种总体史意义上的学术判断和眼光也是本书最为鲜明的学术目标之一。正像作者谈及文学史家的“功力”与“学问”的话题时所说:“所谓‘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注重的是大的学术判断,或者说‘方向感’,而不是具体而微的名物考辨。……比起‘小考证’的精致来,‘宏大叙事’之粗粝,也自有其美感。”(107页)在谈论大转折时代的学者时,作者则强调“‘功力’或许不及‘眼光’重要”,“在学术史上,‘笃守’与‘开创’,各有其价值。但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展现学术发展的‘新方向’,无疑更让人羡慕”(111页)。可以说,本书对大转折时代学者和学术的讨论,既表现出学术功力,也独具历史眼光,同时力求精准地把握与展现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在纵论历史的大局观方面给人深刻印象。

   但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大局观是与具体研究过程中体贴入微的精微思考与条分缕析结合在一起的,每个话题的具体论证环节都堪称精细入微,没有丝毫的粗疏之感。或许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陈平原对钱钟书的历史意义的阐说:

   那些冠冕堂皇、体系严密的理论大厦,迟早会坍塌,变成无人光顾的遍地瓦砾。与其如此,不如转而抚摸“文明的碎片”,从中读出宇宙的奥秘与精义。不是“通史”,也未见“体系”,这种“坐而论道”的姿态,是作者的自觉选择。今日学界,对于《谈艺录》《管锥编》的意义,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解。(513页)

   但如果联想到由于杨绛先生的仙逝引发的舆论界关于钱钟书的某些非议,便可知坊间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谈艺录》《管锥编》的意义有真正清晰的认知。而陈平原对于钱钟书式学问的阐释,或许真正触及到了学问的本真:从“文明的碎片”中解读宇宙的奥秘与精义。

   类似的精微洞见,尤其突出体现在对历史中的人物和具体事件的判断上,如果说下面这一判断“1920年代的中国学界,对考据的推崇乃至迷信,直接导致了知识类型的转化,那就是诗学的衰落与史学的兴起”[xiii]尚属对历史演变过程中学术大变局的高屋建瓴的宏观扫描,那么本书对王国维的历史选择的条分缕析,则是微观史学的精细透视,作者以“诗”与“史”的碰撞诠释王国维的悲剧,对于理解号称20世纪三大文化难题之一的“王国维之死”,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性的视野:“在‘诗’与‘史’的碰撞中,王国维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与其精神气质有很大关系。”“王国维之从‘哲学’逃向‘文学’,又从‘文学’逃向‘史学’,一步步地,都是在与其忧郁气质与悲观情怀抗争。以尽可能冷峻、客观、平和的心态,从事艰深的学术研究,对于格外敏感的王国维来说,更容易‘安身立命’。否则,整日沉湎在悲观主义的哲学或文学里,自杀悲剧很可能提早发生。”(460页)

   陈平原的文学史著作素以“史识”著称,同时也得兼实证史学以及分析史学的长处,尤其在还原历史的具体图景,钩沉丰富的史料,呈现细节史方面,都显示出本土学者把学问往精深里做的努力。本书在讨论鲁迅时曾有这样的感喟:“以史识见长的鲁迅,治学时居然甘愿下此‘笨功夫’,这才值得惊叹。”(333页)本书也同样在史识与史料之间获得了一种均衡性,既是一部以大局观、历史感、学术眼光和历史识见见长的著作,又在考证文史材料,钩沉历史细节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从而对所研究的诸种问题呈现出在历史细节方面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尽管作者称“即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77页)。作者对晚清和民国史家的学术研究、文学生活、历史情境的探源与考辩,具有微观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的启示性,也为读者感知大半个世纪之前的时光,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具体性与现场感。在《“文学”如何“教育”》这一章中,作者尤其精细入微地还原了当年生动的文学课堂。如陈平原在访谈中说的那样:

   对于一代代从校园里走出去的老学生来说,最值得追忆的,其实是课堂上那些生龙活虎、神采奕奕的教授身影。我努力钩稽并表彰一百年间诸多妙趣横生的文学课堂,是想证明,那些随风飘逝的声音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一点不比专业著述逊色。[xiv]

   而“体贴入微”也堪称是评价陈平原这部专著的重要学术尺度。

   多年来,学界多人云亦云的宏阔判断,但相当一部分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大而化之的立论很容易做出,而真正的学术判断,则需要具体细致的研究和论证,需要“博学通识,需要才情趣味”,从而才能在对历史的细密肌理的体贴入微的剖析与呈现之中,积淀为真正的学术。

   赵园曾说:“我痛感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细节的缺乏,物质生活细节,制度细节,当然更缺少对于细节的意义发现。”[xv]这段表述其实暗含着对大而化之的历史研究的疑虑以及研究者历史观的潜在的转变,即在不放逐宏大历史叙事的同时,也在历史细部的纹路之间获得“微历史”图景,力图通过对原初历史细节的再现与钩沉去探究历史的微言大义,以体贴入微的方式在重建鲜活的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使历史“意义”在细节中得以具体彰显。

   当然,微观史学处理的微观案例,并不一定总是可以做到与大历史形成互动的关系,而陈平原的史学观则可以看作是一种“深描”式的分析史学,背后有大的历史格局和框架作为论述的支撑,其中更是暗合心灵史学的精义。《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在讨论晚清黄人百科全书的写作时曾引用过美国“心态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xvi]我从中看到了陈平原与达恩顿的文化史学以及心灵史学对人类心灵状态的探究仿佛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像达恩顿在他的以《屠猫记》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国史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那样,陈平原也试图在作为文本的历史幽暗处探索其中所隐藏的中国学人的心灵状态。

   而对心灵状态的洞察,是本书显出沉甸甸的厚重感的原因之一。对历史情境的探究、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对“世道人心”的体味,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体贴入微”。而如何方能做到“体贴入微”?陈平原自有其夫子自道:“在我看来,兼及‘小说’与‘历史’的小说史研究,需要博学通识,需要才情趣味,甚至还需要驰骋想象的愿望与能力——这样,方才能真正做到‘体贴入微’。”[xvii]

   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初版本中,有题为《重建“文学史”》的“代序”,结尾有一段总结性的话:

“文学”除了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故,我所关注的“文学教育”,不仅对中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这里引入历史的维度,探讨各种可能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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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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