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源流辨

更新时间:2016-10-17 20:42:03
作者: 景天魁 (进入专栏)  

   既然中国社会学的实践之源,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的本土过程,是中国社会发展史,是中国自己的社会“土壤”,那么,怎样能够说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之源倒必须到西方去认祖归宗?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也就罢了,我们有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不管它有什么不足,“早熟”也罢,专业化程度不高也罢,那里总是有我们中国学术最基本的文化基因,那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根。

   第二,中国的本土文化、本土学术、本土概念,在表达和理解中国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费孝通曾经这样解释社会学家吴文藻的话:“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⑨而本土概念本身就是从中国人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它能够更为贴切地彰显本土实践的特色。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道,“‘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⑩像小康这样的概念,其实正是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的基本概念之一。法国人在振兴他们本国的文化时,为什么强调推行“法语纯洁运动”,德语也有“语言纯洁主义运动”,抵制外来语的“语言侵略”。不管对这类“运动”作何评价,总是表明即使在西方文化和学术内部,都视本土传统为自己的灵魂。语言尚且如此,何况学术?西方国家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在中西之间?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即使从概念语言上讲,也应该发挥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的优势。当然,我们反对全盘搬用西方概念,并不是反对借鉴和吸收西方概念,不是主张也要搞什么“纯洁运动”,这是不应联想和误解的。

   第三,强调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为今日中国社会学崛起之源,也是因为它对于回答世界发展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具有特殊的意义。

   费孝通曾经指出:“布朗曾说,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我一直想好好读一遍《荀子》来体会布朗这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自觉很惭愧。布朗提醒我们,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西方文化从重视自然世界的这一方向发生了技术革命称霸了二百多年。……自然世界要通过人文世界才能服务于人类,只看见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一定会得到教训而醒悟过来,到了那时,埋在东方土地里的那个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也许会起到拯救人类的作用了。”(11)他还强调说,不光是荀子,“实际我们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如果目前的世界新秩序正好缺乏这个要件,我们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里是否正保留着一些对症的药方呢?”“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值得认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标。我已年老,这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12)费老认为:“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指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看法,我们不容否认,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这样长的历史里,这样多的人口,对人和人相处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而且在当今人类进入天下一家的新时期的关键时刻,也许更具有特殊的意义。”(13)

   笔者认为,这正是点出了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之所以可以作为今日中国社会学崛起之源的理由:片面重视自然世界、技术工具的西方文化必会给人类带来危机,中国文化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文世界,必将在21世纪发挥独特作用,而这一大势关乎“中国社会学的前途”。

   那么,在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过程中,面对中国社会学丰富的历史之源,及传入我国的、影响中国社会学至深的西方社会学,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三、关于“中国社会学”之“流”

   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社会学之“源”,西方社会学不论多么辉煌、多么重要,只是我们需要会通的“流”。

   学术之“源”是指的一个学科的文化基因、文化之魂。它是本色,是基质,是历史确定并延绵下来的,是不可移易的。尽管它也需要“苟日新,日日新”,那是指的它的生机,不是指的它的本质,其本质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学术之“流”,不论多么强大,都不具有基因的意义,它是可以移易的。“流”不具有规定一物之为何物的意义,它只具有影响一物的存在和发展状态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也很重大,但仍不足以颠倒“源”与“流”的地位。

   中国社会学之源与西方社会学之源未能会通,它们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那是历史事实。此二“源”是通过各自的“流”,在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交汇了。交汇以后,就只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别,早入流与晚入流之分,没有宗主与派生的关系。一方断无必要去将对方之“流”,视为自己之“源”。

   西方社会学的引入,只是一个“流”,我们自己原来的“流”不畅了,西学之“流”冲击了一下,但不能取代原来的“源”。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汉江的加入,就把汉江的发源地(汉中的玉带河)说成是长江的源头一样。

   对于一门学问来说,“学科化”的发生一般都不在源头,只在“流”上。往往是一门学问已经产生了,到一定阶段,才被“学科化”。大的学科、基础性学科一般都是这样,只有一些分支学科、新兴学科才可能一出现就是专科化的。但那也一般是以大的学科、基础性学科为“源”的。社会学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性学科,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化是在西方社会学传人之后,但中国社会学的源头老早就有了。割断了“源”与“流”的关系,将无法理解中国社会学。

   由此看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做的不是“源”(创造源泉)的工作。而是做的“流”与“流”会通的工作。这样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并不会贬低他们的贡献,而是把他们的工作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上给予更高的定位——他们拉开了中国社会学实现现代转型的序幕,在中西会通中奠定了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基础。它们开的是此一会通的“端”,而非中国社会学之“源”意义上的“开端”。

   流与流相遇,有一个会通的问题。怎么会通?会通不是搬用、套用,不是以西方社会学取代中国社会学。可是,从西方社会学以往在世界的传播史来看,客观上表现为强势扩张的过程——是唯一的“公认理论”、“经典理论”,以西代中,大行其道。长期以西代中,成为积习,成为定见,成为常态——只知道有西方社会学,不知道有中国社会学;说中国古代就有社会学,倒成了奇谈怪论。社会学只能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史只能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14)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前,中国历史上一片空白——此种谬论,堂而皇之,横行无阻。我们泱泱大国,有几千年的文明,那么复杂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治理的?人和人怎么相处的?说中国自古只有“社会思想”,没有“学”,我们有复杂的制度,有丰富的治理经验、治理技术,有从“礼”到习俗等有效的社会规范,这些不只是“思想”,难道都不是“学”?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不予承认,照此下去,哪里谈得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如果说“以西代中”是结果,那么,“以西释中”、“以西鉴中”则是手段。中国事物、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必须经过西方社会学概念的解释,变成洋词、洋话、洋理,才能登上社会学的大雅之堂。只有“以西释中”,才算学术研究,才是有学问。至于西方概念、西方道理,出了校门用不用得上,适用不适用,全然不顾。更有甚者,是以西鉴中。中国事物、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只有符合西方概念、符合西方逻辑,才算正理;如不符合,则判为歪理,判为不正常、不够格、不算数。中国人重视家庭,那是落后观念;西方人搞家族政治,那可是现代民主;中国人搞家族企业,就断不能是现代企业制度。如此等等,这哪里是什么会通?

   真正的会通,是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的过程,是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融合创新。如果用西方人的标准,白人是优等民族,有色人种都是落后的;如果用黄种人的标准,白人是进化程度最低的。各持偏见,何谈会通?可见,不能只是各美其美,还要美人之美。只有平等对话,才能有效沟通,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衡量标准,才能达成共识,达到美美与共。

   学术本质上不承认霸权,学科也不承认什么独占权。学术在本质上是开放的,是要交流、对话、讨论、沟通的。否则学术就没有生命力,或者被异化为一种文化侵略的工具,也就是林南所称的“文化殖民”。可是,我们如果自己手里什么都没有,就只好去把别人的传统认作自己的传统,把别人的理论尊为“公认理论”、“普遍真理”,哪还有什么“对话”、“交流”?迄今为止,全国高校至少半数社会学系根本不开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教师中能够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更是一“将”难求。作为替代课程的“中国社会学史”,也都是以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为“开端”。这就致使许多学生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为何物,自然就只能拉来西方社会学理论或概念生搬硬套,这是误导的结果,是怪不得学生们的。

   没有自己的学术之源,也就没有自己的传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会通。我们要认真总结在会通史上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能不能真正崛起,以及可能崛起的是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四、两条路径,两种结果

   尽管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是顺天应时,但也不见得只要中国崛起了,每一门中国学术就都能够崛起,还要看能否选对路径。

   要实现崛起,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树立起中国社会学自己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所围绕的问题还是西方社会学提出来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回答了的,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必要性就不充分。其二,积累起自己的优势资源。即使有了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能不能回答问题,取决于有没有优势的学术资源。学术资源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平地一跳,就想触及天际,不过是想象而已。学术资源的积累程度决定着实现崛起的可能性。其三,建立起自己的概念体系。没有自己的见识和判断,那么,就只能说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崛起”和扩展,而不是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要满足和创造上述三个条件,有两条路径,也就有两种结果,根本的区别,在于选取何者为源。一种是以西方社会学为源,把它在中国的传入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一种是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为源,依托着中华民族在世界学术史上长期占据优先地位的极为丰厚的学术积累。源既不同,流就不同,途径自然不同。

   前一路径的优势,在于它倚重西方社会学已经拥有的优先权,在国内和者甚众,在国际容易沟通,容易得到认可。这条路径走起来比较省劲。所忧的是,这样取得的结果,到底不过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运用、扩张,还是确实能够崛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

再者,西方社会学因其只是“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故而对于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资源,往往关注不够,或者只能给出过于简单的答案,不太贴切实际需要,解释力也就大打折扣。这也许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迅速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却显得活力不足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就连吉登斯等人也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的局限性,或者至少看到了这种局限性所产生的效果——“今天,世界各地要求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日趋减少,社会研究项目受到足够资助的数量也比以前在减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1745.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