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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华夏国家起源新论

——从“猴山结构”到中央集权国家

更新时间:2016-09-18 00:39:03
作者: 萧功秦 (进入专栏)  
确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也为当今时代我们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启示。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只是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由于支持该理论假说的历史信息资料相对贫乏,这一理论假说当时只能停留在理论粗胚阶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并没有进一步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而且,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对东方问题的论说难免有不相一致之处。所有这些都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可解释的空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假说因此也成为多有歧见的一个学术领域。况且,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印度村社的研究提出这一概念的,而印度与中国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来直接推演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路径。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人类学者尤其是法国文化人类学者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套用“古典奴隶制”或“封建制”这样的概念,来解释非洲与南美洲的前现代社会的性质。相反,他们所研究的大量事实,却与马克思所概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些特征惊人地相似。以至于许多人类学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古希腊罗马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因而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古典奴隶制的发展模式,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例 。相反,历来被认为只具东方特殊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却更具有超越亚洲地域的全球普遍性。人类学家从实证立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的研究,对于长期只能从经典文献中寻求答案的人们来说,可以说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事实上,从大量前人研究中可以看到,氏族社会的农村公社有多种解体路径,一种是“希腊罗马型”,血缘纽带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迅速解体,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对立与分化越来越明显,奴隶主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器,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这样的国家就是古典奴隶制国家。另一种是“亚细亚型”,在世界上相当多的地区,由于社会的公共需要,从而使国家因承担社会功能,而不得不及早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来的村社小共同体通过对“功能性”国家的效忠,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功能,且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国家的基本细胞组织,这样就形成国家与村社相结合的新的社会形态。国家不但没有排除而且是利用了原来的血缘纽带作为其统治工具。马克思所指的“共同体之父”,就是这类国家的雏型。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才再次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兴趣。经济学家吴大琨翻译了意大利学者梅洛蒂的《马克思主义与第三世界》,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它有助于解释东方专制主义与官僚制的起源,并提出人类历史发展路径的多元性,认为东方这种社会形态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异质体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它对于封闭多年的中国人重新理解东方国家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道路,理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历史起源,有冲击性的影响。

  

   但在当时的语境条件下,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被认为是一个敏感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历史学界并没有展开;这一概念与理论资源,也并没有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多大的影响。另外,单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推演中国国家的起源,也可以说无从下手。用东方专制主义的水利功能来解释大禹治水,并以此来论证夏朝是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也是牵强附会。

  

   二、国家起源新思路:从“类游牧结构”到酋邦国家

  

   1.13世纪蒙古社会中庇护-扈从关系对华夏古代史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永乐大典》收录的重要汉语文献《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波斯历史学家拉施丁的《史集》,以及俄国学者符拉吉米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所记载的13世纪蒙古草原帝国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活动,对于重新理解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3世纪蒙古草原的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动乱中的牧民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正如上述史料与论著所揭示的,由于游牧生活的高度流动性、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弱势部落纷纷向强势部落投靠,以换取庇护,强者则通过对弱者提供保护,赢得后者的效忠。这样,强弱双方通过契约盟誓,建立起一种纵向的相互依存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弱势部落与强势部落之间,以及弱势部族与强势部族之间,均会形成这种纵向的相互结合的信誓关系。弱势的投靠者被称之为“伴档”,蒙古文称为“那可儿”。信誓是一种双方的契约,它使伴档与主人之间,在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诸多方面形成约束。保护人与扈从者之间的盟誓关系,是一种在强弱个人之间、强弱部落之间、强弱部族之间、强弱酋邦之间广泛存在的结合形式。我们把这种在社会不同层级上存在的特殊组织形式,称之为“庇护-扈从”关系结构。

  

   在了解了蒙古草原时代共同体之间的这种庇护-扈从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阅读《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与《殷本纪》,就会惊讶地发现,从三皇五帝到夏商时代,华夏大地上的部族与部族之间的关系,与13世纪蒙古草原社会的庇护-扈从关系,是何其相似。用“庇护-扈从”关系结构作为解释框架,来观察华夏先民的社会历史活动,可以说是别有洞天,令人豁然开朗。

  

   2.华夏早期国家的“类游牧结构”

  

   夏商时代是华夏文明的早期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夏朝、商朝其实是进入王朝时代的后人加上去的名称,夏、商并不是王朝,它们只不过是先后出现的、以部族联盟为基础的酋邦共同体。

  

   这种早期的国家形式,其实就是一种粗放的部落联盟制度。即在众多部族对峙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较为强大的部落,这个部落的领袖就成为盟主,他以本部落为中心,把许多相对弱小的部族吸引到自己身边。这些小部落团结在这个强大部落周围,彼此之间由于利益相近而结合成一种庇护与效忠关系。这种强弱部落的结合体,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酋邦国家。这是一种类似于草原游牧社会结构的组织。这些大共同体由许多独立自主的、具有高度自治性的小共同体结合而成。小共同体通过盟誓关系,而形成对强势部落的强人的效忠关系。

  

   在远古时代的黄河流域,并存着各自独立的部族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彼此征战,《史记》作者以后世人使用的“诸侯”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些独立的部族首领。神农氏部族曾经是维持草原社会秩序的优势部族。由于神农氏部落走向衰落,失去了维持秩序的力量与实力优势,天下陷入混乱之中。面对蚩尤氏对原有秩序的破坏与侵扰,力量衰退的神农部落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新崛起的部族轩辕氏,利用自己的威信与实力,对那些不听从其意志的部族进行讨伐。在它的感召下,诸侯咸来宾从,于是轩辕氏部落就成为新的部落联盟体的霸主。受蚩尤欺侮的各弱小部落纷纷投靠轩辕氏,并以之为中心,形成新的联盟。注意文中“宾从”两字,它表明,轩辕与加盟的众多诸侯之间是主宾关系,即保护人与扈从者之间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保护与安全,后者向前者表示效忠与顺从。如此等等。

  

   大体上可以认为,通过扈从-保护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王权体制向国家体制的演变,就是由王者私人的亲兵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宪兵”功能的方式来实现的。轩辕氏还建立了左右大监,对各地诸侯进行监控,以防离心与反叛。此外,还以颁布历法与封禅的方式加强自己的权威。这种强化权威的方式,已经孕育着从部族联盟向早期国家的官僚体制转化的最初形态。

  

   3.禅让制就是推举制的残余形态

  

   《五帝本纪》对于黄帝轩辕氏以后若干代的记述是这样的:尧已经在位70年,他对以四大诸侯为首的众诸侯说,当诸侯中有能顺事用天命者,入处我位,统治天子之事者乎?四岳皆回答,鄙俚无德,若便行天子事是辱帝位,尧让众举荐贵戚与疏远隐匿者中的合适者,众人则向尧推举了民间的舜。舜经过尧的试用之后,得到众诸侯的认可。

  

   儒家把这种制度作了泛道德化的解释。其实,只要理解基于庇护-扈从关系的共同体内部的契约盟誓关系,禅让制就很容易得到解释。正如草原共同体一样,各部落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有强有力的领袖才能保护众部落的安全与利益。如果盟主没有足够的权威与能力,原本效忠他的各部人马就会离散而去,部落联盟就会迅速解体。为了保持酋邦国家的凝聚力,这种军事民主制授予各部落小共同体以推举新领袖的权利,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去追随新的领袖,这与蒙古草原出现的情况相类似。

  

   当然,华夏酋邦国家中的继承制,与蒙古游牧共同体的继承制还是有差异的。在中原华夏共同体内部,嫡传制比推举制要强得多。为什么华夏早期国家内的嫡传因素比草原帝国更为早熟?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游牧社会流动性更大,推举制具有吸引参盟部落共同体的更大作用。比较而言,嫡传制更加适应华夏共同体的定居性要求,因而更加有利于王权的进一步强化。

  

   从史籍中可以发现,盟主与诸侯之间的这种庇护-效忠关系,始终是整个国家结构的基础。到了夏酋邦时代,推举制进一步得到强化,参盟部落首领(诸侯)不再效忠于舜的后代,而是转向归顺效忠新的主人禹。

  

   这种推举制残余在夏朝初期仍然体现在夏启的继承过程中。禹本来要将王位禅让给他已经授以政事大权的皋陶,但还来不及禅位,皋陶病死。而后,禹又禅位给皋陶之子伯益,这可以理解为在推举制传统的压力下,禹被迫将王位让给强势的诸侯皋陶家族,这就是禹“而后举益,任之政”的原因。这里的举,就是举荐的意思,禹死后,益成为王位继承者。但伯益能力有限,在诸候中缺乏足够的威望。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还是嫡传制取代了推举制,而这种取代仍然是在众多具有推举权的诸侯们自愿归顺禹之子启的名义下实现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凭什么认为,远古时代黄河农耕地区的先民具有与13世纪蒙古草原环境相类似的组织结构方式?

  

   大量史料表明,这种“庇护-扈从”结构并非只为蒙古草原所独有。事实上,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草莽时代的不同民族中,由于应对自然环境挑战的手段与方式的简陋性与粗放性,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也往往具有相似性与同构性。“庇护-扈从”结构,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人际关系结合模式。它通过纵向的保护与效忠关系,把生活中的强者与弱者结合到一起,从而在文明程度低下、物质生活资料贫乏的条件下,以最简便、最低成本的方式,形成最初级的社会组织,原本零散的社会个体细胞,由此而形成初级共同体,再由小共同体聚合为酋邦国家。然而这种庇护-扈从关系对于国家形态的重要性,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学界仍然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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