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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民族与宪政的双重变奏

——以德国宪政的生成与发展为例

更新时间:2016-09-17 09:13:28
作者: 泮伟江  
而普鲁士的国王和首相同时也是帝国的皇帝和首相。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宪政结构是围绕普鲁士国王和首相设计的。因此,这样一部宪法没有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其保护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德意志宪政的另一条道路:从保罗宪法到魏玛宪法

  

   普鲁士王国的绝对主义国家性质,德意志作为欧洲大陆的“中国”,正好处于“东西文化”斗争漩涡的中心,同时欧洲列强环伺,缺乏一个稳定的宪政建设环境。凡此种种,似乎都预示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必然是建国和救亡压倒启蒙与自由,因此走的是一条与现代宪政国家理念渐行渐远的道路。

   不过,这并不表明现代宪政国家就并非德意志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选项。历史发展总是出人意料的。如果从联邦德国基本法往前回溯的话,这第三条道路的踪迹倒也清晰可见——1848年的保罗教堂宪法是她的始点,而魏玛宪法则是它的发展,最后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则是它的成熟与终点。

  

   (一)德国宪政的先驱:保罗教堂宪法

   1848年革命开始于意大利,蔓延到法国,随即扩大到全欧洲,变成了一场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意志邦联地区的革命发生于1848年3月,又称作三月革命。1848年2月29日,巴伐利亚公国首府慕尼黑发生革命,革命者逼迫巴伐利亚国王成立内阁政府。1848年3月,革命蔓延至柏林,经过激烈斗争,迫使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同意建立内阁政府,并宣布希望成立一个德意志联邦,建立联邦议会,国民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普鲁士革命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德意志邦联其他各邦自由主义者,各邦纷纷发生革命。多数邦国革命后都建立起了倾向自由主义的政府。[17]

   于是德国统一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1848年5月18日,各邦选出350名代表,达到法定人数,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的保罗大教堂召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也支持召开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被选为议长,约翰大公(Archduke John of Austria)被选为摄政王,后来又陆续任命了联邦首相、内政部长和陆军大臣,成立了一个联邦政府。但联邦政府非常脆弱,在军事上得不到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最强邦的支持,在外交上欧洲诸强国也不希望德国统一,因此不予承认。[18]

   全德国民会议成立后,首先讨论了国民基本权利的问题,围绕着基本权利的争论,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例如自由与保守派、保皇与共和派等。[19]1848年10月,与会代表就基本权利问题达成协议,并于1848年12月27日以“关于德意志民族基本权利的帝国法”获得通过而生效。当保罗教堂宪法制定后,该法作为一章被编入该宪法,后来其中的一部分又原封不动地被编入魏玛共和国宪法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因此,保罗教堂宪法部分的基本权利条款即使对理解德国现行基本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

   1849年3月27日,国民会议制定了一部宪法,史称保罗教堂宪法,但保罗教堂宪法从没有正式实施。保罗教堂宪法典型地体现了德国宪政建设的突出特征,即立宪的过程与民族国家建设的问题是同源共生的,立宪的过程本身就是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保罗教堂立宪过程中斗争最激烈的问题就是两种国家建构方案,即大德意志方案与小德意志方案的选择问题。二者的区别是,大德意志方案将奥地利保留在德意志联邦内,而小德意志方案则将奥地利排除在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大德意志方案的一个疑难问题是当时的奥地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由德意志民族组成的邦国,而是保留着复杂而多元的帝国形态,除了德意志民族聚居的奥地利之外,同时还拥有匈牙利等由斯拉夫民族聚居的非德意志部分。这与当时国民会议希望建立一个比较纯粹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目标相背离。因此,最后保罗教堂宪法选择了小德意志方案,规定如果一个德意志国家与另一个非德意志国家共享一个元首,两个国家应该有独立的宪法与政府。这一规定既意味着选择了小德意志方案,同时也为奥地利归入德意志联邦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个要求是奥地利不可能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哈布斯堡帝国必须一分为二。[21]1849年4月5日,奥地利首相要求奥地利议员辞去职务。稍早的4月2日,国会会议的代表团前往柏林请求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担任德意志联邦的国王,也遭到了威廉四世的拒绝。5月14日,普鲁士政府也命令出席法兰克福议会的所有普鲁士代表辞职,并敦促约翰大公解散议会。由此,普鲁士与保罗教堂议会以及德意志联邦的政府也决裂了。[22]失去了这两个最重要邦国的支持,法兰克福的国民会议及其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可能性。此后,多数的中间派和保守派的议员相继离开法兰克福的国民会议,只留下左派议员。国民议会和新政府转移到了斯图加特,但只存在了19天就被当地政府军解散。法兰克福的立宪运动失败。此后大量的自由派和左派的德国人为了逃避迫害,离开了德国。据统计,自1849年到1854年,约有110万德国人移民国外,其中多数去了美国。[23]

   1848年革命和宪法改革的失败,沉重打击了德国的自由主义力量。1848年革命后,德国人认识到了冷酷的政治现实,对宪政精神的黑格尔式幻想破灭。宪政理想与冷酷现实的紧张,使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德国公法学研究变得实证化,更加强调对现有公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此后,马克思的唯物论哲学颠倒了精神和现实的关系,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可见,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主义宣言》与1848年革命之间,也有着重要而隐秘的联系。[24]尽管如此,1848年保罗教堂的立宪实践以及作为其成果的保罗教堂宪法,意义不容低估。这是德国自由主义宪政力量的第一次公开展示,虽然在政治上很稚嫩,但对此后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与战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影响非常深远。

  

   (二)德国宪政的展开:魏玛宪法

   1918年9月,德国基尔港水兵起义,随即蔓延到整个德国,11月9日柏林也发生起义,威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流亡荷兰,社会民主党临危受命,组建临时政府。11月11日,《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签订,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5]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既是德意志帝国军国主义逻辑演变的内在结果,同时也给了普鲁士式的绝对主义国家逻辑以致命打击,大大加强了德国自由主义宪政力量的实力。如果说俾斯麦领导的统一德国的三次铁血战争解决了德国宪政的奥地利问题,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基本上解决了德国宪政的普鲁士问题。德国宪政的奥地利问题涉及到德国统一的大小德意志的问题,而德国宪政的普鲁士问题则是解决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国家对德国宪政建设所造成的障碍问题。保罗教堂立宪的失败,固然因为德意志的自由派政治的不成熟,但德国宪政的奥地利问题和普鲁士问题不解决,德国宪政建设就很难真正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沉重地打击了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国家理念,因此德国宪政也就有了第一次真正试验的可能性。

   1919年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会议大选。1919年2月6日,德国国民会议在歌德的魏玛城市魏玛举行,魏玛作为德国古典主义代表人物歌德的居住地,因此又成为区别于代表霍亨佐伦王室的绝对主义国家理念的柏林的另外一个象征,象征着德国的民主自由宪政理念。1919年7月31日,国民会议以262票支持,75票反对,84票缺席通过新的宪法,史称魏玛宪法。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正式生效,这一天因此也被定为魏玛共和国的国庆日。[26]

   魏玛共和国宪法首先将德国确定为共和国,同时将德国国旗确定为黑红金三色旗,这表明了魏玛宪法与1848年革命之间的联系。[27]相对于此前普鲁士邦的宪法、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魏玛宪法的重大进步就是建立了真正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代议制的基础则是人民主权原则,因此魏玛宪法第一条便规定德国是以人民主权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如此,统一的德意志中央政府的正当性便在人民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此前无论是德意志邦联还是德意志帝国,其统一的基础都是以诸邦为单位建立起来的。魏玛宪法中联邦国会因此获得了之前德意志邦联宪法和普鲁士宪法中国会从来未有过的权力,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毫无争议地成了魏玛宪法的基石。

   同时,魏玛宪法也规定了详细的基本权利条款,继承了1848年保罗教堂宪法的精神。就基本权利条款的内容而言,除了传统的各种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外,魏玛宪法还规定了许多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权利,这是魏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创新之处,既体现了魏玛宪法的社会民主党人背景,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德国社会的阶段和趋势。然而,魏玛宪法虽然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基本权利内容,却没有规定具体的措施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反,魏玛宪法48条还赋予总统紧急状态下超越法律的权力,得以撤销人民的个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和新闻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28]

   当然,魏玛共和国的代议制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是比例代表制,这使得许多意识形态型的极端小党也有机会在议会里占据一定席位,从而使得议会党派林立,从而损害了议会政体的稳定性,又逼迫大党和小党之间围绕政策制定在议会之外进行了一系列的私下交易,既损害了代议制的声誉,又损害了代议制政府执政的效率和稳定性。[29]就议会、总统与政府三者的关系而言,魏玛宪法既采用了美国式的总统直选的制度,赋予了总统以极大的民主正当性与权力——总统任命总理组阁,无需经过议会同意。然而魏玛宪法又规定凭借议会简单多数,就可以以不信任案推翻政府。这又实质性地增强了政府的不稳定性。魏玛共和国的统治仅仅维持了14年,其间政府更换的频率就有15次之多,最短的内阁执政仅仅有三个月,最长的执政也不过两年。

   魏玛宪法是德国第一次真正按照民主和自由原则所进行的立宪实践,其对德国宪政发展的意义是重大的。但魏玛宪法生不逢时。魏玛政体的中流砥柱社会民主党是在德国战败的时候接管政权的,在国内,它同时面临极端左派斯巴达克斯派和右派保守派的夹击,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在国际上,由于德国战败和法德世仇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人被迫签订的《凡尔赛合约》以过分牺牲和打击德国的利益为代价,这对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发展是致命的打击。各种内忧外患叠加在一起,再加上魏玛宪法内在的缺陷,终于使得战争狂人希特勒借助于魏玛宪法的合法形式上台,最终葬送了魏玛共和国。

  

   (三)德国宪政的美丽果实:联邦德国基本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打击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势力,但英国主导的旧欧洲的政治逻辑,过于狭隘地考虑民族国家利益,而没有意识到欧洲已然形成了以德国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的事实,所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对德国施加过度制裁的政策导致了德国人民的怨恨情绪和对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时代的留恋。这给希特勒的纳粹整体提供了环境和条件。希特勒上台后的纳粹政体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个欧洲和世界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也给了欧洲列强以深刻的历史教训。旧欧洲不可避免地随着英国一起沉沦,美国和苏联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成为支配世界的两大霸主,并逐渐形成冷战格局。这是战后德国宪政建设的国际背景。

这种冷战世界格局也典型地体现在战败后的德国的宪政安排中。1944年,盟军决定将战后德国分成苏联、英国和美国三个个不同的占领区,此后又在1944年增加了一个法国占领区,总共形成了四个不同的占领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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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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