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纷纷向英人索要免费发放的书籍，到底是因为对书的内容感兴趣，还是仅仅因为希望占有一些来自这些远方来客的稀奇物品?在这一方面，林德赛曾提到很多中国人从远处赶来，不仅是因为想得到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更是因为郭实腊曾沿途为当地民众免费治病(69)，这一重要信息在郭实腊的书中被完全忽略。与此类似，甚至郭实腊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但他却没有对此做任何深入阐发。郭记录道：“在一座民舍门口，我们和这里的主人交谈了很长时间。起先，他挡在我们面前，不让我们进去参观。这个时候，我从行李中拿出几本书要送给他。当他发现我真是要免费赠送这些书时，他立即改变了态度，对我们友好、热情起来”。(70)诸如此类的事例意味着所谓中国民众的“热情好客”很可能并不是他们对外国人的真实情感，而是另有所图，但善于分析的郭实腊在其著作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这样的可能性。

　　 第三，尽管自由贸易者及其支持者在介绍中国时的确曾把“两面派”或“不尊重事实”(71)说成中国人的本性之一，但他们似乎认定只有中国政府的官员才有这样的性格。自由贸易者们非常有选择性地利用了这一认识维度，以证明自己的主要观点。例如，林德赛明确指出：“与中国民众的友好不同，这里的官员撒谎成性。”(72)甚至当英方受到中国官方的礼遇时，林也不忘提醒众人——“他们只是表面上装得友善罢了，这只是政治上的需要”。(7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关于中国人“两面派”的印象一方面从未被用在解释民众的友好上，另一方面对己方观点有利的情况下，自由贸易者们也刻意地进行了忽略。例如，当道光皇帝得知英人的侦察行动，他旋即下令沿海地方官员尽快驱逐夷人。一些官员在劝说这些英国人离开自己的辖区时，可能曾向英方表示“虽然开放自由贸易的确有益，我本人对此也非常认同，但目前帝国的法律难以更改，所以还请依法离境”。(74)在此类情境下，林、郭等人则完全没有质疑过这些官员的真实想法或潜在意图，而是理所当然得将其当作自由贸易在中国广受欢迎的铁证。

　　 第四，关于中国人是一个“很爱经商的民族”，看起来自由贸易者是基于大量“本地经验”得出的结论，然而对此他们并没有进行过深入而全面的考察。一则英国商人在中国接触的对象主要是沿海的商人群体，在比例上只是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将他们的诉求理解为中国人的“国民诉求”显然并不得当。二则即便是商人群体，英方的很多考察对象还只是侨居东南亚的中国移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居民。更有甚者，在采访那些有亚洲经历的西方人士时，他们的一些个人观点被当作确凿的事实被使用。例如，商人约翰·迪恩斯(JohnDeans)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相信(believe)，东南亚华人和本土中国人的性格不会有太大出入，对于商业的重要性，他们应该都很敏感”。(75)罗伯特·里卡斯(RobertRickards)也曾推测道：“我相信(believe)，中国人是很爱经商的民族。在东南亚各地，华人走到哪里，生意就做到哪里。据此我估计中国人大体都是这样的性格。”(76)这些高度个人化的观点(personalopinions)在自由贸易者的宣传中屡屡被当作经过验证的事实(provenfacts)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视听，却对证明自由贸易者的主张大有帮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在鸦片战争爆发的近十年前，英国方面对于中国形象乃至对华策略已有较深入的讨论。虽然关于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特权的争论并未直接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19世纪30年代初自由贸易者进行的一系列关于负面中国形象的宣传，那么在几年以后关于发动对华战争的议会投票中，主战派也很难以微弱多数获胜。另一方面，这一近二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也提醒我们，在关心国家“国际形象”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任何西方人在呈现“他者”形象时，都难免受到自身立场或利益的影响。因此，面对西方国家的“亲善”或是“敌对”，保持理智与审慎也许是一种更为可取的态度。

　　 注释：

　　 ①如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②ArthurB.Keith,AConstitutionalHistoryofIndia1600～1935,London:Methuen,1936,pp.128～129.

　　 ③也作privatemerchant，以与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相对。

　　 ④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42,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51,pp.25～28.

　　 ⑤西方学术界习惯称其为“广州体制(TheCantonSystem)”。

　　 ⑥GeorgeThomasStaunton,“ConsiderationsontheChinaTrade”,TheAsiaticJournal,Dec.1829,28,pp.684～685.

　　 ⑦HenryEllis,ASeriesofLettersontheEastIndiaQuestion,AddressedtotheMembersoftheTwoHousesofParliament,secondedition,London:JohnMurray,1830,p.35.

　　 ⑧Ibid.,pp.37～38.

　　 ⑨R.MontgomeryMartin,ThePastandPresentStateoftheTeaTradeofEngland,andoftheContinentsofEuropeandAmerica(London:Parbury,Allen,1832),p.131.

　　 ⑩Staunton,“ConsiderationsontheChinaTrade”,TheAsiaticJournal,28(Dec.1829),pp.690～691.

　　 (11)Ibid.,pp.683～686.

　　 (12)ReportoftheSelectCommitteeoftheHouseofCommonsontheAffairsoftheEastIndiaCompany:ChinaTrade(1830),inMartin,ThePastandPresentState,p.131.

　　 (13)Staunton,“ConsiderationsontheChinaTrade”,TheAsiaticJournal,28(Dec.1829),p.690.

　　 (14)Ellis,ASeriesofLetters,p.43.

　　 (15)Martin,ThePastandPresentState,p.4.

　　 (16)Ibid.,p.127.

　　 (17)Ellis,ASeriesofLetters,pp.56～57.

　　 (18)Ibid.,p.28.

　　 (19)Martin,ThePastandPresentState,p.6.

　　 (20)ThomasFisher,“StatisticalNoticesofChina”,TheGentleman'sMagazine,103(Apr.1833),p.296.

　　 (21)Ellis,ASeriesofLetters,p.29.

　　 (22)Fisher,“StatisticalNoticesofChina”,TheGentleman'sMagazine,103(Apr.1833),p.296.

　　 (23)Martin,ThePastandPresentState,p.7.

　　 (24)Staunton,“ConsiderationsontheChinaTrade”,TheAsiaticJournal,28(Dec.1829),p.678.

　　 (25)ThomasFisher,“BritishConnexionwithChina”,TheGentleman'sMagazine,1(Feb.1834),p.123.

　　 (26)Fisher,“StatisticalNoticesofChina”,TheGentleman'sMagazine,103(May1833),p.392.

　　 (27)LetterfromtheCourtofDirectorstotheSelectCommittee,13Jan.1832,inMartin,ThePastandPresentState,p.214.

　　 (28)Fisher,“StatisticalNoticesofChina”,TheGentleman'sMagazine,103(May1833),p.392.

　　 (29)Ibid.,389.

　　 (30)LetterfromtheCourtofDirectorstotheSelectCommittee,13Jan.1832,inMartin,ThePastandPresentState,pp.213～214.

　　 (31)Anon.,TheForeignTradeofChinaDivestedofMonopoly,Restriction,andHazardbyMeansofInsularCommercialStations,London:EffinghamWilson,1832,pp.8～9.

　　 (32)Staunton,“ConsiderationsontheChinaTrade”,TheAsiaticJournal,28(Dec.1829),p.682.

　　 (33)JohnCrawfurd,“EastIndiaCompany-ChinaQuestion”,TheEdinburghReview,104(1831),pp.281～282.约翰·克劳福德(1783～1868)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他曾多次前往东南亚一带并掌握了一些当地语言。这一经历使当时的英国人把他当作一位“东方专家”。克劳福德一生笃信自由贸易的原则，他在这场争论中立场鲜明，是为自由贸易者群体摇旗呐喊的先锋人物之一。

　　 (34)JohnCrawfurd,“VoyageofShipAmherst”,TheWestminsterReview,20(1834),p.45.

　　 (35)JohnCrawfurd,ChineseMonopolyExamined,London:JamesRidgway,1830,p.39.

　　 (36)Crawfurd,“EastIndiaCompany-ChinaQuestion”,TheEdinburghReview,104(1831),p.292.

　　 (37)Crawfurd,“VoyageofShipAmherst”,TheWestminsterReview,20(1834),p.45.

(38)值得注意的是，authorisedtrade和unauthorisedtrade是自由贸易者自创的词汇，通过这一措辞，他们避免了把英国商人在华从事的两种贸易作合法(legaltrade)和非法(illegaltrade)的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