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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跃:晚清新疆与台湾建省之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16-07-12 00:04:42
作者: 陈跃  
阐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把收复伊犁和改建行省统一考虑,并对新疆建省的内部行政区做了详细规划,他是新疆建省的重要规划师。

   台湾建省之议,始于乾隆二年(1737)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金。(13)迟至光绪二年(1876)刑部侍郎袁保恒提议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14)但遭到清廷反对。鉴于海防压力日增,台防日臻紧要,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十八日上奏《复陈海防应办事宜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和《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驻台镇慑折》。他对此前关于台湾是否设巡抚的诸多观点一一剖析,认为:“王凯泰因该地瘴疠时行,心怀畏却,故沈徇其意,而改为分驻之议;而丁日昌所请重臣督办,亦非久远之图;皆不如袁保恒事外旁观,识议较为切当”。他分析台湾建省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夫台湾虽系岛屿,绵亘亦一千余里。旧制设官之地,只滨海三分之一。每年收榷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省,有盈无绌。倘抚番之政果能切实推行,自然之利不为因循废弃,居然海外一大都会也。且以形势言,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而在台推行新的政策,如训练军队、整顿吏治、培养风气和疏浚利源等项,“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之处”。故此,他认为:“惟有如袁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至于台湾建省后可能出现因分省而接济难通的问题,他认为不足为虑。因为一则台湾当地产米甚富;二是台湾与内地只有一水之隔,便于贩运。至于协济饷项,只要规划合理,亦可解决。接着,左宗棠又阐述了对台湾建省与福建省的协济和分权的解决方法:“分省之后,饬下部臣,划定协饷数目,限期解济,由台抚臣督理支用,自行造报,不必与内地照商,致多牵掣。委用官员,请援江苏向例,于各官到闽后,量缺多少,签分发往。学政事宜,并归巡抚兼管。勘转命案,即归台湾道就近办理。其余一切建置分隶各部之政,从前已有成议,毋庸变更。”(15)

   需要注意的是,左宗棠的新疆和台湾建省方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就是新疆和台湾单独建省,分省而治,在行政上分别与毗连的甘肃省和福建省划分界限。这是为了突出和强调新疆与台湾两地的重要性,把新疆和台湾培养成中国在西北陆疆和东南海疆两大方向上自主性较大的战略支撑点,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新疆与甘肃、台湾与福建的紧密联系。另外,新疆幅员辽阔且与甘肃有沙漠相隔,孤悬西北;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与福建有海峡相阻,孤悬海中。地理上的不便,可能会带来中央对两地控制力的减弱,这是清廷不愿看到的。因此,当刘锦棠提出新疆与甘肃合为一体,杨昌浚和刘铭传提出台湾与福建联成一气时,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清廷认可。左宗棠在新疆和台湾建省上更多强调两地的自主权,突出建成国防战略支撑点;而刘锦棠、杨昌浚和刘铭传则更多强调两地与毗邻省份的向内联系,突出“内外相维”,“分而不分,不合而合”。这是他们在边疆建省思路的最大不同。但无论怎样,左宗棠为两地建省做出了卓越贡献。

  

   (六)新疆和台湾建省均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新疆建省,在很大程度上医治了同治年间新疆大动乱造成的社会动荡,社会逐渐恢复安定,经济复苏并有新发展,文教事业也有起色。刘锦棠于光绪十三年(1887)颁布招垦章程,当年便安插土、客1090户,新垦土地19000余亩。(16)截至当年三月,新疆全省各族人口共计266959户,1238583口。南北两路三道所属共有荒、熟地11480194亩有余,共征本色粮276051石,本色草14902701斤,征银59148两有余。其中熟地每年应征本色粮203209石,应征本色草13958216斤,征银57952两。(17)新疆建设在经济上取得显著成效。迨至宣统三年(1911),新疆仅熟地一项就增至10554705万亩,应征粮302407万石。(18)除传统农业外,建省后新疆的棉花、蚕桑和葡萄等产业也获得迅猛发展。仅吐鲁番直隶厅一地,“岁产草棉三百余万斤,葡萄二百万斤”。(19)鄯善、温宿、莎车、疏勒、和阗等地也成为重要产棉地。左宗棠和刘锦棠特别重视新疆蚕桑业的发展,特在疏勒设立蚕桑局,从蚕桑业发达的吴越聘请桑工、织工40余人在新疆传授植桑和丝织技术。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疆布政使王树楠又聘请浙江绍兴人赵贵华在南疆巡讲蚕桑改良技术。经过努力,南疆丝织不仅质量获得大幅提升,产量也大增。和阗一地种桑300万株,织户1200余家,年外售英俄两国茧27万斤、丝8万斤、优质丝绸3万余匹。莎车年产蚕丝3万斤,叶城年产茧10万余斤、丝1万余斤。(20)

   文教卫生建设是新疆建省的重要内容之一。推行新的文教建设,一方面为了“化彼殊俗同我华风”,另一方面也是让新疆普通百姓能直接领会政府政令精神,不致出现此前“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通”的不利局面。左宗棠率军进疆平叛后,广设义塾,教授汉、回、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文,刊发讲授《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孝经》、《小学》、《六经》、《杂字》、《四字韵语》、《诗经》、《论语》、《孟子》等经典,教习幼童临摹汉字。张曜则出《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刊发,缠民见者宝贵”。光绪六年(1880),新疆设立义塾37所。(21)经过两年发展,义塾增至77所。(22)刘锦棠又颁布奖赏措施,在每个义塾中选拔一二名优秀者,送往甘肃学堂深造。(23)此后,袁大化将义塾与维吾尔族乡绅所办学塾合并,实行汉语、维语的双语教学。(24)新政期间,新疆开始兴办法政学堂、中俄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陆军学堂和师范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派遣优秀学生赴阿拉木图留学,学习先进技术。(25)总之,新疆建省后,文化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培养了许多具有新思想新学识的人才。光绪九年(1883),刘锦棠还从内地招募痘医,在新疆哈密、巴里坤、昌吉、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等九处分设牛痘局,一面免费为天花患者提供治疗,一面选择少数民族儿童入局学习,大力培养当地医学人才。经过努力,终于遏制了长期在新疆肆虐的天花疾病,挽救众多生命。(26)

   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在“抚番”、清赋、交通和文教等方面展开工作。台湾山区居住着大量土著民族,被清廷称为“生番”。刘铭传入台后,即把“抚番”工作提上日程。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他在淡水东南的大嵙崁地方设立全台抚垦总局,下设大嵙崁、恒春、番薯寮等七个抚垦局,采取剿抚并用,开山抚番。一月后,已招抚400余社,归化7万余人,成效巨大。(27)仅台北府地区,垦辟新旧荒地多达7万余亩,“沿山番地,种茶开田,已无旷土”。(28)刘铭传积极推广茶叶种植,在1871-1896年的26年间,台湾茶叶出口增长近12倍。另外,刘铭传还派人到江、浙、皖等省学习植桑技术,从上海和广州引进优良蚕种,大力扶植台湾蚕桑业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9)刘铭传还尽力在煤矿开采、樟脑出口等方面促进台湾经济发展,虽限于时局等各方面因素,效果不佳,但这不能抹杀他的功劳。

   文教方面,刘铭传在“抚番”的同时,还在台北府设立番学,招纳当地土著头目弟子20人,聘请3名教员讲授汉文、算学、官话、台湾话和礼仪等内容,并且每3天出游一次,与汉人交流。他还时常亲临学堂,检验学徒功课,极力奖励。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在大稻埕设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人才。次年(1887),他延请英国人布茂林为教习,教授西学;聘汉文教师教授中国经史文学。一年后,刘铭传又拟请老师教授图算、测量、制造之学。(30)他还在新设州县添设学堂,增加学生150名,并拟请把基隆厅、台湾和彰化三地学堂均改为大学;新竹、宜兰、云林等县学堂改为中学;苗栗县学堂改为小学。(31)在刘铭传的领导下,台湾地方官员也多能关注文教建设。光绪十二年(1886),台湾县知县沈受谦建立蓬壶书院。次年(1886),苗栗县建立英才书院。光绪十九年(1893),台湾布政使司沈应奎在台北府建立明道书院,基隆厅则建立崇基书院。(32)由此可见,建省后的台湾文教事业有较大发展。

  

  

   新疆、台湾建省在建省背景、建省方式、建省内容和建省结果等方面有很大不同。

  

   (一)新疆、台湾建省背景不同

   19世纪以降,新疆多次发生变乱,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特别是经过同治年间的大动乱,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秩序几乎“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33)伊犁将军所统辖的军政系统,伯克与扎萨克这两种民治制度,均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已无法满足当时政治需要。建省前,清朝在新疆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出现很多弊端,新疆军事官员“民隐不能周知”;“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政教旁敷、远民被泽,不亦难哉”;伯克等头目人等“以官意传取,倚势作为,民知怨官,不知怨所管头目”,(34)诸如此等。官民隔阂,造成民情不能上达,政令不能下通,官民矛盾日渐加深,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同治年间的大动乱。这说明原来旧制已不能适用新疆形势的发展。同时,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伊犁;阿古柏侵略军占领南疆广大地区,均对新疆军府制打击甚重。废旧制,立新制,已是时代需要。同治年间新疆大动乱,以暴力形式打破了原来旧制,在客观上为新疆建省扫除了障碍。

   台湾建省背景主要是来自日本和法国的海上威胁。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找借口侵犯台湾,爆发“牡丹社事件”,造成东南沿海紧张局势。后虽经调解处理,但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台湾对东南海防的重要性。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进犯台湾的基隆和澎湖,并封锁台湾海峡。台湾再次面临着被列强侵占的危险,而东南海疆遭受的威胁则进一步加剧。加强台湾管理力度,增强东南海疆防卫力量,已是刻不容缓。故此,左宗棠在光绪十一年(1885)上奏清廷,建议尽快建立台湾行省。

  

   (二)以置巡抚为建省标准,新疆是自下而上的建省过程,台湾则是自上而下的建省过程

   行省建立,学界一般以行省最高长官的任命为准。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十一日,清政府颁发上谕,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标志着新疆省的正式建立。(35)其实新疆建立行省,经历了6年的精心准备。如前文所述,新疆建省为边疆建省始创,清廷对此极为慎重。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清廷上谕明示左宗棠:“总期先实后名,俟诸事办有眉目,然后设官分职,改设郡县,自可收一劳永逸之效。”次年(1879)九月,清廷再次谕令左宗棠:“新疆地方愚习未除,自应规划久远,移其风俗,俾其就范。”(36)正是在此指导思想下,左宗棠和刘锦棠大力经营,采取稳打稳扎的战术,收复一城,重建一城,改造一城。通过设立善后局,左、刘二人把内地州县制度和相应的经济、文教、社会建设,在收复之地第次推广开来,真可谓“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在新疆期间,行政上已经恢复了北疆和东疆的州县制度,设立镇迪道,下辖吐鲁番直隶厅。光绪九年(1883)四月,刘锦棠在提出新的建设方案后,裁撤原设的善后局,改设道、厅、州、县,在南疆设立阿克苏、喀什噶尔二道,下辖乌什直隶厅、喀喇沙尔直隶厅、库车直隶州、英吉沙尔直隶厅、和田直隶州以及拜城县和沙雅尔县等。(37)光绪十年(1884),在被任命为“新疆甘肃巡抚”后,刘锦棠于次年(1885)实授南疆各州县官员。(38)

总体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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