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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

更新时间:2016-06-19 13:52:15
作者: 刘少杰 (进入专栏)  
而理性选择不仅是经济学论述的经济人的个人行为,而且也是社会学视野里的社会人的社会行动,排斥理性选择研究是社会学的一个理论失误,也是社会学走向边缘化的表现之一。

   发展社会学研究在近几年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学者已经不满足西方现代化理论提出的某些观点,注重在传统现代化理论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转换和论域扩展中吸收思想来源,并且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和论述有创见的理论观点。景天魁批判地论述了吉登斯等人的时空概念,指出时空特性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认为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是建构社会理论的核心,并且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条件,提出并深入讨论了时空压缩这一崭新的社会发展研究新概念,由此出发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景天魁,1999)。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市场转型的研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孙立平将这种路径概括为“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他指出:“这种研究路径所强调的是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孙立平阐述了他的实践社会学理论(孙立平,2001)。

   在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郑杭生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对建立植根中国社会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的观点,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等4个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把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界定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社会转型和人与社会的互相建构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用新型现代性取代旧式现代性的观点(郑杭生,2000)。

  

   四、展开新境界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4年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回顾或考察,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在世纪之交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不仅呈现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而且预示着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将开始突破性的发展。

   理论思维的深化是4年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最显著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学对国际前沿社会学理论了解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不仅当代国外各种社会学理论正在发展变化,而且古典社会学理论也应当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得到深度反思。在对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和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已经改变了先前简单引入和一般介绍的做法,开始在引入中鉴别,在介绍中审查,并且注意联系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刘世定关于经济活动嵌入性和关系合同的论述,黄平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李猛和渠敬东关于古典社会学的反思,景天魁关于社会时空观的探讨,郑杭生对社会互构论等的研究,等等,都具有这种特点。

   理论视野融合是4年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触及层面最广的变化。这几年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不仅在范围上迅速扩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前只注意实证社会学理论而忽视其他方面社会学理论的局面。近几年对欧洲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理论的研究,不仅为中国社会学增添了新的思想活力,而且使中国学者在开展经验研究时吸收了新视角与新方法,语言学、符号学、意义论、价值论、公正论、谱系学、解释学、过程论、实践论和历史主义等等,成为中国社会学开展更深入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原则。这标志着在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实证社会学和各种流派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开始进入一种视野融合的境界。孙立平利用历史—事件方法讨论的“实践社会学”理论,李培林关于“城中村”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研究,折晓叶关于经济边界与社会边界的冲突与共生的研究,张静关于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景军关于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是一种多重理论视野融合的结果。

   理论观点创新是4年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最可喜的变化。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或社会结构转型,给中国社会学带来了无限丰富的理论素材和难得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只要中国社会学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生活实际,不被某种僵化思想束缚,就一定能够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场景中扑捉到崭新的现实问题;只要中国社会学能以深入的理论思考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就一定能够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崭新的理论观点。景天魁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时空压缩观点的论述,孙立平关于实践社会学理论的论述,郑杭生关于人与社会双向互构的论述,都是直面中国社会生活实际而取得的创新尝试。洪大用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为国内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科空间(洪大用,1999)。

   深化、融合与创新是4年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变化,也是这4年里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崭新特点。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也正藉此兴势,向更广泛的知识层面上展开,向更深邃的思想意境中开掘。

  

   参考文献: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2,《2001: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社会学研究》第2期。

   边燕杰,1999,《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国外社会学》第4期。

   郭强,2000,《论古典知识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建构》,《社会学研究》第5期。

   洪大用,1999,《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黄平,2000,《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社会学研究》第3期。

   景军,2002,《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景天魁,1999,《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第6期。

   李猛,1999,《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第1期。

   李培林,2001,《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社会学研究》第6期。

   林南恩塞尔沃恩,1999,《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力量: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国外社会学》第4期,张文宏译。

   刘少杰,2001,《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刘少杰,2002,《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少杰,2002,《现代社会学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社会学研究》第2期。

   刘世定,1999,《嵌入性与网络合同》,《社会学研究》第4期。

   吕炳强,2001,《社会世界的底蕴》,《社会学研究》第2期。

   吕东伟,2000,《解析韦伯命题及其社会学意义》,《社会学研究》第5期。

   邱泽奇,1999,《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社会学研究》第4期。

   渠敬东,1999,《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社会学研究》第1期。

   苏国勋,2002,《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

   孙立平,2001,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研究:问题与方法”研讨会。

   汪和建,1999,《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制度的结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吴小英,1999,《社会学危机的含义》,《社会学研究》第1期。

   吴忠民,2000,《公正新论》,《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吴忠民,2002,《论公正的社会调剂原则》,《社会学研究》第6期。

   杨善华主编,1999,《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海洋,2000,《涂尔干及其遗产》,《社会学研究》第5期。

   张静,2002,《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其仔,2001,《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折晓叶,2002,《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郑杭生,2000,《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郑也夫,2000,《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之批判》,《社会学研究》第4期。

   周长城,2002,《经济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晓虹,2002,《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雪光,1999,《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评述》,《社会学研究》第4期。

   朱国宏主编,1999,《经济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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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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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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