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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苏联儿童:我们最幸福

更新时间:2016-06-02 10:39:38
作者: 徐贲 (进入专栏)  
“要是我们出生在别的国家,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他们是这么教的,当然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孤儿院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政权。”

   米哈伊很钦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机会揭露敌人和奸细。当他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他感到特别光荣,觉得真正踏进了苏联社会。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为生养自己的父母觉得抬不起头来。其实,他对父母并没有确切的记忆。他只记得四、五岁时,以前家里的一位保姆到孤儿院来看他,告诉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敌”,已经被枪毙了。她对他说,“他们本该象对你父母一样,也把你枪毙了的。”米哈伊从此一直感到十分羞耻。参加了少先队,他才算摆脱了这种羞耻感。他感到,斯大林象父亲一样在关怀他,一切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我们有得吃,有得穿,有学习的机会,可以去少先队营地,还有新年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斯大林同志。”1930年代成为青少年的苏联新一代,从小受到的就是绝对相信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教育。他们相信,报纸上登载的都是真实的,报纸说好的一定是好的,报纸说坏的一定是坏的。这种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为苏联敌人的年少年相信,错一定在他们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运气好,偶尔也会遇到一片小小的绿洲,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记起来,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伊娜.盖斯特(InnaGaister)小时候就读莫斯科的第19中学,学校地处莫斯科中心地带,附近住着不少苏联领导人。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学不远处是莫斯科实验学校,许多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但谁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会被强迫揭发父母,或者被开除。但伊娜的学校气氛则不同,老师们尽量保护学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开学时还是去上学了。她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家里发生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都是听巴甫列克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怕学校要她揭发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气对老师说了实话。老师说,“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师不但不替她声张,还用自己的工资替她付了学费。19中学有不少象伊娜这样“人民公敌”子女的学生。伊娜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很顽劣的男孩,他写了一份班上25个“托派分子”(“人民公敌”子女)的名单,贴在班级的墙上,遭到很多同学的愤恨。伊娜还记得一件与图恰切夫斯基元帅被审时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学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敌”图恰切夫斯基的图象从教科书里抹掉。伊娜回忆道,“有的男孩丑化教科书里的图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脸上加上胡子或在他头上画上一对犄角。我们的老师格里高罗芙娜(RakhilGrigorevna)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好好地把纸贴在书里图恰切夫斯基的脸上。贴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因为今天他可能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民公敌,但明天他和别的人又会回来。我们可能又会把他们看成好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把纸从他没有丑化的脸上揭掉了。”伊娜记得她这位老师,因为她让伊娜看到,即使在极端险恶无情的环境中,一个人还是有可能不随波逐流,还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个时代的苏联,这些都是太难得了。[page]

   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Whisperers:PrivateLifeinStalin’sRussia)中记录了许许多多象上面说到的前苏联往事。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害怕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shepchushchii),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sheptun)。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时代普通苏联人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艺术”(collage)那样聚零为整的叙述效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统治的历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甚至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隔壁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沾上了各种各样的“坏社会关系”,成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们因此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调节,要在苏联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自己却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一个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的沉默而顺从的人民延绵不绝。”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象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个沉默而顺从的“斯大林的人民”成为费格斯口述史想要从中寻找隐秘声音的对象。费格斯说,他的书谈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页上都闪现着斯大林的幽灵。他写道,“(这本书)探讨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之中,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本书并不想就此揭开恐怖统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要解释的是,警察国家是如何在苏联社会中扎下了它的根须,把成百万的普通人变成恐怖统治的袖手旁观者或者积极帮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国历史学家米海伊.盖夫特(MikhailGefter)的话来说,‘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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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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