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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对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批判性解读

更新时间:2016-05-30 00:08:21
作者: 张一兵 (进入专栏)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过是生产逻辑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或者说是“表现秩序”。同样,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根本否定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基础的生产逻辑本身,所以,“以生产和生产的革命性公式的名义,对表现秩序进行激进批判已毫无意义”。(鲍德里亚,序言第5页)

   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理论妙想;我以为,它不过是由巴塔耶那个所谓圣性事物延伸出来的某种伪浪漫主义式的批判性张力而已。只是,鲍德里亚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无意中洞察了全部社会存在之虚假性的童真孩子,他决定扯掉“皇帝身上的新衣”,此处这件新衣就是生产,就是生产之镜。十分明了,鲍德里亚希望成为第一个站出来打碎这面魔镜的人。根据萨林斯的说法,先于鲍德里亚出来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普适性的人是彼德维克和施米特。(萨林斯,第3页)当然,鲍德里亚轻狂的自信也不过是一场唐•吉诃德式的无妄拼杀和幻觉。

  

   二、拒斥历史唯物主义构架

   在《生产之镜》的第一章里,鲍德里亚直接选择了劳动概念作靶子,他判定劳动是马克思生产逻辑的关键。实际上,这首先就是一个因研究领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学术误解和逻辑混乱。一开篇,鲍德里亚就挑明自己的理论意图:要真正批判政治经济学,仅仅揭示隐匿在消费概念背后的诸如需要和使用价值一类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揭示隐藏于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背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所有基础性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首先就要质疑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及其超越的要求”(鲍德里亚,第1页)。

   鲍德里亚的这个表述十分准确,他要看清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制造否定,而是必须首先站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要求之上去,即应当彻底地直接去反思马克思用以超越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应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来反对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时提出的观点,此时却被鲍德里亚用来反对马克思。显然,鲍德里亚已经深刻理解到,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靠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鲍德里亚要做的,就是要超越马克思的超越。

   鲍德里亚提出了两个关于不证自明的哲学历史观公理上的问题:

   是什么公理保证着从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辩证起源中生发出全部革命理论?是什么公理保证着作为劳动力的人的类丰富性,保证着历史的原动力或历史仅是“人们生产着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历史?(鲍德里亚,第1页)

   倘用传统话语模式来表述的话,第一个关于历史观“公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则是革命的动因?这是社会运动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关于历史观“公理”的问题则更深入一步了,我们不妨还是转译一下。鲍德里亚的提问是:为什么要说历史只是人们生产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进而,为什么说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更进一步,为什么只有在作为“劳动力”时,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类”的丰富性?鲍德里亚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简单挪用这个劳动力的概念的做法是非法的。这是一个问题证伪的系统。

   当然,这首先是哲学问题域中的问题,具体来说,是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问。应当承认,鲍德里亚在自己的整个批判逻辑中对问题往往抓得很准。可是,鲍德里亚其实悄然隐匿了一种思想史的盲点。这个问题群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递进的过程:马克思先是假设了人的类本质为劳动(力),接着才会将人类社会历史视为物质生产自我运动的历史,进而才将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指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变革的动力。对此,我的解释如下:

   第一,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马克思已经不再将劳动看作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类本质。鲍德里亚既然拜读过阿尔都塞的著作,应当不会不知道马克思思想史中的这个重要转变。再者,马克思从来没有用经济学语境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才可能建构起来的工人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历史物化形式来泛化历史观和人类学:这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鲍德里亚自己的逻辑混乱。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把握终究不够;其实,当马克思进入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创建的最后阶段时,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将人规制为劳动力的雇佣关系。1845年3月,在关于李斯特经济学的手稿中,马克思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被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因为人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被贬为一种劳动力,一种与水力、马力和蒸汽力并列的物的力量;他愤怒地发问:“人同马、蒸汽和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1页)就这一点来看,鲍德里亚一定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这段表述,否则的话,他还会将所谓劳动力人本学这盆脏水强泼到马克思头上吗?

   第二,毫无疑问,生产的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发生过多重语义和历史性的变化,而鲍德里亚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显得非常愚蠢。也许是批判的冲动和野心过于强烈以至于冲昏了头脑,他竟然犯下了将一个在学术界在场了近五十年的思想家的理论成长过程绝对同质化的低级错误。鲍德里亚并不知道,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而马克思前后期所使用的一些看似文字上相同的生产概念,在实质内容和具体意谓上也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了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状况和规律性的东西,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态中发生的历史现象的说明和批判。生产的概念,首先是意味着在哲学历史观中作为基始存在条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不仅仅指物质生产,也包括人本身的生产。其次,生产还是作为理解当代社会历史本质的现代性生产概念:它一方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消除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立的关系性存在——革命的实践活动而在场,另一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现代工业性实践活动中最基始的物质劳动创造过程出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中最重要的核心透视点。以上这两个范式都属于哲学话语范畴。到了1858年以后,马克思还曾在经济学语境中使用过有多重特设意义的狭义的生产和一般生产概念,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机器大生产。马克思生产理论中的这些复调语境,在鲍德里亚脑中成了一笔糊涂账。鲍德里亚固然极有灵性,可若是从歪斜的地基上建筑,那么其学术殿堂再辉煌再后现代,也经不住要害处的轻轻一推。

   接着,鲍德里亚引述了他自己翻译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马克思第一次阐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名言: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第23页)

   马克思错了吗?在先前所有思想家只看到英雄意志创造历史的地方,马克思朴素地透视了历史的真相。他在这里使用的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生产”是广义的物质生产概念:并不特指生产的某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方式,而是通指那个创造了一切人类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创造活动,没有这种实践活动人类就无法生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会在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生产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基始。此外,这里的“需要”也是广义的所指。马克思当然知道,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基础上,人们都会产生他们特定的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专门分析过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的不同需要。同样,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曾经具体写道:人们吃喝穿住这样的“第一需要”(也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在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属于必要的生活资料,在另一些国家或另一时期却不是必要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3页)。鲍德里亚虽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但是我们能够推断:在他眼里,马克思此处使用的“生产”和“需要”都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东西。所以他武断地说,“将生产力的解放混同于人的解放:这就是革命的公式或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公式”。

   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将生产力的解放直接等同于人的解放本身:生产力的解放只是人的解放的一种物质前提,并且,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解放的确是社会革命发生的真正客观基础。鲍德里亚说,人们没有反思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将生产看作历史的本质,甚至是人的独特质性方面。也是因此,他十分反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说法: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第10页)。他诘问道:人为什么要将自己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他认为,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固执”,也是来自于政治经济学的偏执。正常的读者读到鲍德里亚的这句话,必定会怀疑自己看错了:竟然还有人认为不用将人与一般动物区分开!难道人是像其它低等动物一样的存在吗?

   以鲍德里亚的眼光来看,马克思既然认为人将自身的存在视为目的,他就会去设定一个目的之外的手段(生产),因为人有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人就必须生产,于是人也就不得不将自己视作发动生产的劳动力;正是在生产的过程中,作为目的的人会把自己作为手段从目的中分离出来,这就是“异化”,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就是试图将人重新确立为自身的目的。这又错了!1845年以后,马克思已经不再依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了。他固然还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人自己创造的物质力量反过来对人的奴役;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他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异化性质,但此时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社会关系的物化颠倒的角度提出证伪性批评,而并未作出人要通过否定异化重新成为自身的目的之类的轻率断言。

  

   三、方法论病根:历史的超历史化

   第一章论说的重点虽然是批评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但鲍德里亚的思维跳跃性很大,他可以从刚刚铺开的历史哲学平台上随便就纵身跳到经济学语境之中。这种严重的逻辑错位是非法的。此处,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为鲍德里亚第一章之小结的哲学断言,因为从理论上看,这恰好是他对上述批评的一个方法论推进。

   在《生产之镜》中,每一章几乎都有一个所谓的认识论小结。除去第五章,前四章各有一认识论评判。这一章的认识论评判的标题叫“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阴影中”。通篇看来,鲍德里亚如此命题意在点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病根,他认为这个病根是将特定的、有限的概念“普遍化”了,这导致了一种非法的理论僭越。下面分析他的批评。

   鲍德里亚说,马克思“打碎了资产阶级思想(自然和进步、人与理性、形式逻辑、工作、交换等等)中抽象的普遍概念”(鲍德里亚,第29页)。然而,仔细回顾马克思的很多文本,我并没有发现马克思曾经试图简单地否定过上述被鲍德里亚判定为“资产阶级普遍概念”的诸范畴。我认为,马克思断不会反对“自然与进步”,他只是反对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和永恒化;他不会反对“人与理性”,只是反对资产阶级抽象的人和虚伪的理性;他也不会反对“形式逻辑”、“劳动”和“交换”,而只是反对在资本的统治下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和拜物教式的思维方式。更可笑的是,鲍德里亚指证道,马克思试图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生产方式、劳动力”这些概念来打碎资产阶级上述普遍概念,这无疑又是一个错位式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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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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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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