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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中国内陆

更新时间:2016-05-28 10:11:06
作者: 黄仁宇 (进入专栏)  
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架般的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队型,真是奇迹。事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问题不在如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磨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感染。我们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饮食情况如此,我必须盯紧我的属下。只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我的警戒并非出于道德、伦理、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永远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枪和设备,就必须由我们来扛。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南南部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拖在身后的一包一包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村民中征召来的驴子数量有限。1941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英里。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在洗澡和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天过了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想象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其后数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缝衣机都派上用场,做的是短裤短袖,以节省布料。此时士兵才有第二套制服可替换。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我们连中有一个“落后五码的唐”,我搞不清楚他为何被迫入伍。唐有点驼背,肩膀显然歪一边,骨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心理方面,因为他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这一连没几天,才发现他的习惯很奇怪。我们行军时,他总是落后,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超过五码。我们速度慢下来时,他也不会试着追上来。但我们加快速度时,他也设法加快脚步,因此始终保持五码的距离。有一天我决定停止他的这项特权。我对他喊:“加油,跟上来,唐!我不想让你装做后卫。”

  

   他没有加快脚步,反而索性停下来不走了。他带着乞求的神情望着我,喃喃自语,仿佛在哀求我:“脚很酸呢!”

  

   “胡说,如果你可以在队伍后头走那么快,没有理由不能走在队伍里。”

  

   他仍然动也不动。我失去了耐性,挥舞着拳头对他吼:“笨蛋!你必须走在队伍里,要不然我就揍你!”

  

   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流满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诨名并非凭空而来。我将那五码距离认定成绝症,纳闷军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

  

   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里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他对我说,他的老家靠近洞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雷漂到岸边。这枚怪东西长了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人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天晚上,哀悼至亲的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气和,仿佛他就在场目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能,神经比较粗。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枪、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就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之前为何没想到呢?

  

   想通了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别。我曾经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

  

   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尤其是和英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下。

  

   1941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濛濛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蜷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禁涌出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乱跳。我的一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象他们从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音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日军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桩。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钉就更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到一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痒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1942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发生许多事,菲律宾、中途岛、斯大林格勒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飞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显得我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当拿破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我可以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因此,在1943年2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飞过“驼峰”到印度去。我们是先遣部队,到蓝伽(Ramgarh)去设立新一军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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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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