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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初始地平

更新时间:2016-05-27 20:49:46
作者: 张一兵 (进入专栏)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周围自然无不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只有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周围的自然界(“感性世界”)成为实践的结果,是指人区别于动物,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确立开始的。这是一种重要的客观实践生存中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就是这种被实践作用过的自然,也并没有因为人的活动而丧失其客观存在的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它只是丧失了自然物质本身的“自在性”,而不过是通过实践获得了新的、经过“中介”的客观存在形态,即人的实践中介的自然存在。其实,不少论者仅仅注意到问题的这一个方面,而忽略了马克思关于感性世界和我们周围自然界的第二方面,即人工“自然”部分。如果说第一方面是除去“澳洲新出现的珊瑚岛”和某些原始森林中未开垦的处女地之外,人在实践中集中利用和优选自然的过程,如手稿中谈到的“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果树原来是天然生长的,它们成为人们专门食用的集中培育的果园却是商业和工业的结果。(25)那么,第二方面则是人的实践创造出来的新的物质存在形式。这不是说,人在实践中造出新的物质,而是天然物质在人的实践中按照人的效用取向发生的客观结构重组。这就是马克思在一个比喻中所指的“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康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特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到处都是罗马资本家的茂密的葡萄园和别墅。”(26)这里的情况,除去葡萄园,其它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直接结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感性世界”的第二方面的内容。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进程中,这一部分物质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中更重要更直接的依存基础,它体现为社会存在中生产力的量的部分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实体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批评费尔巴哈的理论意向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式: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已经不断从自在自然成为人的自然环境。(27)虽然一般自然先于人而现实存在,但人的实践活动却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成为我们这个感性世界的前提。所以,“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28)

   第一手稿的第一部分,从现有的手稿内容看,主要是以驳论的形式说明了作为费尔巴哈哲学前提的“自然”和“直观”(从逻辑上去看,还应包括“人”的问题)的真实本质,从而也奠定了实践-这一新的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在这一部分的表述中,我们明显感到了“提纲”的内驱力。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是重申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9)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逻辑起点,自然被作为一个先在的物质前提被扬弃在自身的内部。在新的哲学逻辑中,实践取代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于是,实践与自然(物)相对,实践与人(主体)相对,实践与观念相对。人类社会实践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引申出一个全新的哲学构架。这就是以下第一手稿的二部分内容,也是全部手稿中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表述他们哲学的基本构架。

  

   (三)

   我们已经看到,在第四手稿(含第一手稿的前半部分)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表述中,他们遵循了一条逻辑运演中的从抽象到具体,从现象到本质逐层深入的方式:先是“人”,透过人的自然存在以生产划定人的社会生存质,再从社会存在中深入到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生产方式。而在第一手稿第二部分以及第二、三手稿里,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新视界基本构架的表述,却是以历史的逻辑来建构的。在这个哲学基本构架的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了一种总体逻辑抽象与历史过程现实发展的真实统一。这一次,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这种新的从客观实践的科学世界观构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逻辑思路的完整阐发。当然,这个阐发是有理论重心的,即以确定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为主线的。因此,在这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主要功能是科学反映外部世界的一般认识论和一般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在揭示社会历史存在和客观基础和运动的一般规律。我将其称之为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这当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理论重心。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初始逻辑视界中的唯一思路。以我所见,就是在这同一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原来那种关心人类主体生存状态的批判性思考--主体辩证法话语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并不是简单地消失了,而是在新的科学基础上转型为一种科学批判性,即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当然,在这里它只是以一种隐性话语的形式潜在地存在。并主要表现在本文没有直接解读的第三手稿中。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我的认识,这也是我们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基础。

   哲学新视界基本构架是从理论的出发点的确定开始的。这个出发点即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请注意,这并不是黑格尔那样的纯粹观念,这个出发点恰恰与社会历史的初始发生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理论逻辑始终是与历史统一的。在此,我们又要进行一个重要的逻辑界定: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中理论出发点与逻辑起点的关系问题。

   其实我们在上一节的论说中,由于理论确证的需要,我们是将“提纲”与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论述融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这样我们无意就弱化了一个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中已经出现的重要情况:即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对哲学新视界的阐发中已经没有再从“提纲”中的实践出发,而是从社会历史中的物质生产出发了。这大概也是我们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和现在热衷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一些论者长期以来忽视的一个重要情况。实际上,马克思在“提纲”中的确将实践作为自己新世界观的总体逻辑起点,但当他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时,就没有再将这个抽象的具有总体性的范式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原因非常简单,首先是一旦他们进入具体的历史过程,社会实践本身就进一步分解为一个复杂的多层面人类主体行为系统了,而在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人类主体通过物质活动改变自然对象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就成为具体的真实基础了。我以为,从实践的总体范式向生产和再生产范式的过渡是从总体逻辑向具体理论运演的回归。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而后者则是理论建构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学说的具体的理论出发点。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其次,也是问题更重要的一个理论质点:“提纲”中的从主体出发是特指从人类能动的客观物质实践出发,这是说明新视界不同与一般唯物主义的根本质点。即在同是第一性的一般对象物质和人们改变物质对象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物质活动中,马克思更强调后者的逻辑基始性。这是他观察整个世界的新的基点。但是,当他们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时,“提纲”中原来那种与对象相对的广义的主体方面(实践活动)却再一次发生逻辑层面上的微观分化,即马克思进而去确定在自然物质前提之上的人类社会存在中的基始因素--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历史本身的起点。在这里,原来在逻辑总体上作为(对外部对象对立的)主体方面中的物质生产活动却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被确定为狭义的社会历史的客体方面!并且是社会客体方面(马克思的狭义的社会客体是包括了在实践中介了的自然物质基础之上,人类的一切客观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物化存在;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不同于广义人类社会主体的狭义主体,即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个人)中“第一级”的东西!这个“第一级”不仅仅是物质客观性,而是社会物质存在中基础性和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其确定为社会存在中的第一级和原生的方面。参见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页)。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实践本体论”的误释特别是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差别,在这里就一目了然了。“实践本体论”是从广义的主体方面走向抽象人的主体性,而马克思是从实践走向历史的客观物质生产基础。

   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科学理论起点就必然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进行理论厘定的。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从“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开始,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活动,一切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30)这就是科学历史观的逻辑起点。“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31)很显然,新世界观不是从哲学家的思辨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孩童都知晓的常识开始的。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点!

   当然,物质生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本身的发生和运动都是一个过程。所以,“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历史活动。”(32)新需要是生产的结果,但又是生产顺利推进的内在要求,而这种新的需要的实现则构成再生产过程。当然这里的再生产不仅仅是一般的简单再生产,而是由新需要构成的生产质的发展。这显然是给予这个人类社会基础的一个动态性支点。

   其三,物质生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但它并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直接目的,生产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使之“能够生活”。所以处于初始历史起点上的生产本身的第三个方面(“关系”)即是人类主体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每月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33)人的生产也包含双重因素,一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生产过程,二是主体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主体际”联系)。人的自然生产即是通过生育,而人的主体关系一开始是从人的自然(血缘关系)开始的。“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就成为从属的关系了。”(34)其实,家庭也是最早的生产单位,在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上,人的生产恰恰成为主导的因素,物质生产不过是从属的方面。但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这一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关于这两种生产的关系的科学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多年以后重新做了更加精细的分析)。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还专门作了一个特设说明:“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这三方面就同时存在,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35)马克思恩格斯是要指出,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处于“原始的历史关系”起点上人的生产的三个因素,并且是“同时存在的”。

在说明了历史的现实基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此之上说明了由此产生的第四个重要因素,即人与人之间在自然关系之外的客观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6)作为原初历史过程第四个因素的社会关系(第二个总体因素),在这里主要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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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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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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