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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辰婷 刘少杰:网络动员: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更新时间:2016-05-27 20:13:23
作者: 宋辰婷   刘少杰 (进入专栏)  
进行再一次的转发或者评论。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循环下去的过程,经过无数次的“关注”和“转发”之后,对此事或者此人关注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即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可见,微博在这样一种裂变式的传播过程中,达到了最大限度的传播效果。

   网络意见领袖很多都是借助现实中的身份地位优势成名,其很容易将自身的现实影响力带入到网络之中,成为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往往也非常了解自身的强大的网络影响力和网络话语权力。微博多采用实名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网络意见领袖利用自身的知名度来产生网络影响力和网络话语权力提供了便利。网络意见领袖的微博可以被比喻成微博裂变式的传播“中子”,他们的“粉丝”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因此他们发出的微博会往往会比一般的微博得到更大规模的关注和传播,也更容易引发公共话题的诞生。网络意见领袖可以通过对特定社会公共事务的传播和评论,使得大量信息和观点进入普通网民的视野范围,从而达到影响社会公众意见形成的效果。

   随着博客、社交网站以及微博等在Web2.0的出现,互联网的“以内容为中心”开始转向“以关系为中心”。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将线下生活的完整信息转移到线上生活当中,虚拟社交与现实社交开始出现大量的交叉。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就不再只是媒体工具那么简单,即,除了技术性之外,网络的社会性使得它具有了超越媒体工具的社会价值。当一件事情被大量网民围观并引发网络舆论时,会激发网民在网下开展一系列的现实行为,而这些现实行为的开展又会引发网络上更热列的围观和讨论,并进一步推动新的现实行为的开展。如此循环往复,网民的网上互动与网下互动相互促进,使得网络舆论具有了行动的力量。

   伴随着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出现,网络成为言论自由的信息集散地。在这里,民众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在这里,民众可以平等的表达观点、讨论公共事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形成汹涌的网络民意。这种民意从线上发展到线下,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同时,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大众性、迅速传播性使得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资源(不管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力量)能够迅速地汇集起来,来自草根的“微力量”就变身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强大能量。

   对于意见领袖,将网络赋予他们的话语权力从线上发展到线下的时候,也会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具体到社会公益领域,就会使他们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现实“动员效应”。也就是说,网络,特别是微博,给意见领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干预现实的契机。在以往的现实中,意见领袖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现实权力上可能并没有优势,但现在,网络上获得的“虚拟权力”却可以给他们的现实权力带来明显的帮助。在网络条件下,他们若能将线上的裂变式的效应带到线下,作用于现实,这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动员效应”会带来实在的现实权力。

   就比如,一些草根通过自己的微博发起的公益活动,开始并不能吸引广大网民的目光,但是经过媒体知识分子等名人转发后,关注度立刻就能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媒体知识分子就可以通过引导议题的方式,引起网民的关注,再从网络作用于现实,达到公益的目的。以草根“北京厨子”发起的一项名为“拯救古浪尘肺病农民兄弟”的活动为例,开始关注度很低,收效甚微,捐款数也很少。之后,著名记者王克勤的加入和微博呼吁成为这项活动的转折点,关爱尘肺病人的“大爱清尘”活动正式发起,成为网络焦点,并取得了不俗的效果。

  

   三、网络动员对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挑战

   卡斯特预言,面对网络社会的崛起,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民族国家面临着一场必输的战争。在信息时代的黎明之际,合法性危机正在掏空工业时代的制度的意义和功能。由于没有抓住财富、权力和信息的全球网络,现代民族国家已丧失了大部分主权。[11]随着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和信息的流通,民族国家对时空的掌握却越来越弱。不断受到具有自主性主体的多元认同的挑战,不断被强化离心的趋势,“民族国家”这个现代的历史产物,其权力却正在衰落当中。

   虽然卡斯特的预言在中国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确实在网络社会遇到了不可回避的困境,尤其是受到了来自网络动员的严峻挑战。

   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使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转变,由此带来了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危机。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的基础上,产生了“全景敞视监狱”的治理结构。在“全景敞视监狱”[12]中,管理者处于监狱最高层的监视室内,可以自上而下地看到所有犯人,而犯人却看不到他,并且犯人之间也缺少有效沟通信息和传递信息的渠道,因此,管理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凭借对信息的垄断使权力发挥作用。而“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开展的凝视和控制,管理者身处一种环形的类似罗马角斗场的中心位置,不得不接受四周所有人的关注和监督,管理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与此同时,公众也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中的管理者”[13]。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转变彻底改变了治理者和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政府正在逐渐丧失其绝对的权威地位,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无法继续维系。

   而网络动员为公众带来的强大主动性和现实权力,进一步摧毁了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继续维系的可能。作为社会动员的组织者和核心人物,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是政府和广大网民的“中介”:既帮助实现社会领域内各种力量的汇集,达成对基层社会力量的动员;又充当着基层社会力量引领政府的行动的“纽带”。于是,网络动员,区别于传统动员的上传下达的组织化形式,使得来自于基层广大网民的信息权力能够直达上层,从社会领域出发,分别直接影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动员的方向开始有了发生改变的可能,自上而下不再是唯一的可能。动员的双方也发生了扭转,动员不再只是政府对于基层大众的动员。在网络条件下,基层大众可以通过网络集结起来,用自身的力量和意志来影响政府的行动乃至决策。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在强大的网络民意要求下,网络动员使得政府必须与社会公众进行互动,再无“独断专行”的可能。

   不仅如此,网络社会,尤其是网络动员带来的空间上的变化对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重大的挑战。面对流动的空间,建立在特定地域格局基础上的传统国家面临着挑战,其控制力得以施展的基础已经被悄然改变。传统国家的特性在于它吸纳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建立起了时空矩阵,并且垄断了把时空组织起来的权力,在国家的介入下,时间与空间变成了统治与权力的网络。但是国家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越来越受到了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通讯和信息的流动的约束。[14]这里涉及到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的概念。“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相对,后者指一个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限内的地域。而在信息时代,“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立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15]信息技术是流动空间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互联网自身形成一个流动的空间,它也使得流变性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逻辑之一。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是“条块分明”、“属地明确”的,网络时代流动的空间必然会使如此的政府治理模式陷入困境。特别是在网络动员的过程中,成员关系松散与自发分工并存。网络的匿名性和脱域化导致动员的参与者之间各自独立、人际互动简单或陌生、了解和掌握对方信息较少,彼此之间只存在一些较松散和暂时性的互动与联系。但是,在很多网络集体行动中,各地的网民却可以在没有被组织和明确分工的情况下,自觉地根据自身优势来进行工作,自发地形成较强的组织结构,建构起内部明确分工的组织体系。这对于建立在固化空间上的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巨大的挑战。

   在中国,网络动员对于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冲击尤为显著,这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建立了包揽一切的“总体性社会”,在单位制度的有力保障下,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需要都由国家分配和满足。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这种从上至下的组织治理方式主宰了中国的各个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随着单位制的式微,社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但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区并没有完全担负起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结作用,自下而上的链接机制仍然亟待完善。并且,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这些社会事实以激烈的方式表明,有效的上下沟通是非常缺乏的,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互动方式的变革是非常迫切的。

   在这样的契机下,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走进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发挥了始料未及的作用。刘少杰敏锐地指出,网络社会引起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权力结构的变化。信息时代加工制造的是信息产品,这些信息产品本身就构成一种权力,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通过网络动员和参与的过程,基层社会构建了强大的信息权力,它是“最有活力、影响最广泛的新型权力”,在网络化时代,信息权力“地位凸显、作用放大、横向传递及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权力”,提出了挑战。由此,他呼吁政府重视这些网络行为,并参与其中,变挑战为机遇。[16]

   胡泳曾对不同国家中互联网的机会问题有过论述,他认为,在“政治民主相对完善、政治自由相对充分的国家中”,互联网只是拓宽了传播的渠道;而“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官方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 [17]说是“唯一出口”有些绝对,但相对于有些国家,互联网在中国确实能够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互联网最为重要的功能是扮演了“政治机会”的角色,它为从社会到国家路途增加了一条渠道。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互联网与传统媒介一脉相承,只是能够达到更快捷、更方便的作用;而对于中国而言,它更加表现为一种“社会设置”,在制度化完备之前,充当利益表达的重要平台。

   作为一种“社会设置”,互联网为政府与广大网民之间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平台,使得两者之间能够有进行相对自由的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动员的机制不再是作为再分配的前提的“组织化动员”②,广大网民代表的基层社会力量通过自身的动员行为,开始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流动的空间”。并且社会大众已经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意见领袖通过自己的网络权力,带动网民关注公益事件,进而影响广大网民的行为,从而带来现实影响力。来自网络的巨大现实影响力使得基层社会力量有了从政府那里寻求资源和政策的支持、引领政府的行动、甚至带动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可能性。

   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治理者和治理对象之间关系的变化,“政府”这一角色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纵观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轨迹,从孔德的社会秩序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论的发端,到福利国家理论的反思,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延伸,再到多中心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等多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单一中心的政府角色和绝对垄断的政府地位正在逐步被打破。同时,现代社会公共问题日益增多,相互依赖性加强,使得政府的“不可治理性”越来越明显,意味着政府无法继续担任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唯一治理者。

面对来自网络动员的对于执政模式的挑战,政府不应当再继续传统上“颐指气使”的统一口径,而是应当充分调动广大网民代表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力量和智慧,站在规则的制定者、公共平台的构建者以及社会对话的组织者的位置上,建立合情合理的规则,让社会大众在公共领域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自我控制权,在自主中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在真正意义上达到政府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合作与共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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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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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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