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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更新时间:2016-05-25 23:10:54
作者: 杨绛 (进入专栏)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学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na de La Bruye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八年八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中华民国史》上说:“一九〇〇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也说起《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私想之进步收效至巨。”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逸史》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税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中华民国史》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一九○○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〇一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我不明白他怎么卒业前一年回乡,大概是暑假回乡吧?

   我父亲一九〇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一九〇三年再版)。想就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三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译书馆因经费支绌,一九〇三年停办。我父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一九○二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月刊》继续鼓吹革命,实际上是《国民报》的变相。我父亲仍然是《大陆月刊》的执笔者。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草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钰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

   我大姐说,父亲一九〇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一九〇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〇七年七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业大学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的注册证。倒是钟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我只记得大姐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其它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钟书:“你怎么会知道?”钟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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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19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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