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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更新时间:2016-05-25 23:10:54
作者: 杨绛 (进入专栏)  
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她回信,钟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承她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Draper Lewis)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三百十九页,我父亲离校后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则,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当律师仍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

  

   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帅。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里说:“有拟杨荫杭(即老圃者)[长司]法部者,此语亦大似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园圃中绝异之新蔬,虽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长法部,识者谓次长一席终须此圃。此圃方为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盘佳也。”显然我父亲是啃“老菜根”而不上“台盘”的。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我外祖父偶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父是个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听了谁的调唆,向我父亲说了什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来悄悄问我母亲:“怎么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句话成了父母常引用的“典故”。

   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葵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召了父亲的子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恶霸向来鱼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

   屈映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中(沪校)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爷直头硬!嗐,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屈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鹿各)(仲仁)先和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调到北京。

   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XX (我忘了名字)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笑着把拳头一攒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

   “坏人就杀了?”

   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我暗想,这还有什么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得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慢慢地自己也领会了。

   地方厅长张光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每个案件经过三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二审,发回重审就是第三审,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狠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攒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至悲观。

   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

   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赯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后,我又看到过那些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职期间。

   我家租住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我那年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议。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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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19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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