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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瑛 管兵:香港政治文化的嬗变:路径、趋势与启示

更新时间:2016-05-25 15:59:34
作者: 夏瑛   管兵  

   内容提要:梳理回归前后香港政治文化的历史嬗变,可将自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以来,香港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其政治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三种不同形态:第一阶段,政治与社会系统呈现“低度整合”的关系结构,该时期的政治文化由“地域型”开端并逐渐转变为基于政治系统“输出”机制的“依附型”。第二阶段,政治与社会系统在港英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下接触并互动,该时期的政治文化,除延续以往的“依附型”特征以外,逐渐凸显民众对政府“输入”机制的认知、评价与参与。第三阶段,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在社会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压力下联系得更加紧密,政治文化由“依附型”逐渐转向“参与型”。

   关 键 词:香港  政治文化  政治系统  社会系统  地域型  依附型  参与型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析工具。作为客观政治系统在人们主观信念世界中的价值映射,政治文化既直观反映某一地区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政治性格,又同时呈现相应的客观政治结构①。其分析功能的“双效性”使其成为学者们时常垂青的分析工具。

   本文聚焦于香港政治文化,循历史脉络对回归前后香港政治文化的嬗变做出系统梳理。政治文化研究对分析香港当前复杂的政治生态意义重要。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香港治理过程中公众的角色和地位,从而更好地理解香港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于近些年频繁发生的香港政治与社会的各种热点事件,通过政治文化的视角去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破解各种迷思,通过事件及民意等表面现象,透视其更深层面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而从历史视角看待香港政治文化的嬗变,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

   有关香港政治文化的研究多活跃于香港本土学者中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香港的社会学与政治学学者便开始尝试通过现代社会调查方法了解香港人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普遍形态,形成了香港研究中一系列具有奠基性的研究观察,如“功利家庭主义”②、“个体主义”③、“边界政治”④、“专注的旁观者”⑤等。对香港政治文化的研究一直持续到回归以后,研究形式则更加多样化与精细化。除了延续传统方式对港人政治参与模式和政治价值观做整体呈现之外,新的专题化研究课题也逐渐形成。其中,对重要政治参与行为(如“七一游行”⑥)或社会运动事件做专门研究⑦以及有关港人身份认同的讨论⑧,逐渐成为回归后与香港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出自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呈现香港政治文化在各个时期的独特特征以及贯穿前后的稳定要素。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香港政治文化研究做纵向梳理,总结香港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表现形态,呈现各个时期相应的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结构。

  

一、香港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

   对政治文化的经典界定来自于阿尔蒙德与沃巴⑨。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成员对于客观“政治目标”的“政治取态”。“政治取态”有三个维度:包括“认知性”的,指民众对“政治目标”的认识与了解程度;“情感性”的,指民众对“政治目标”的直观喜恶之情;“评价性”的,指民众对“政治目标”的功能及表现的理性评价。那么何谓“政治目标”?两位学者认为,“政治目标”指一国具体的政治制度、构成这一政治制度的各个具体机构以及在这一政治制度下的民众的自我观。也就是说,所谓政治文化,是指在某个地区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民众对该地区的整体政治制度、具体政府机构以及个体在该制度下的角色与作用的认识、喜恶与评判。

   那么,如何来确定“构成政治制度的各个具体政治机构”?阿尔蒙德与沃巴借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通过政治过程的“输入”和“输出”功能来划分不同的政府机构。“输入”指社会向政治系统表达与传送各种需求及其对不同政治力量的政治支持。社会需求经由政治系统内部的行政过程转变为相应的公共政策;而政治支持则经由政治系统内部的政治过程转变为具体的权力机构与行使权力的具体角色。政治系统完成这两项基本转变之后,将结果以公共政策的形式(包括公共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向社会“输出”。由此,“输入”与“输出”两项机制建立起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也“创制”了相应的政府机构与角色。在阿尔蒙德与沃巴看来,负责“输入”机制的主要机构有政党、利益集团和传播媒介;而涉及“输出”机制的主要机构包括官僚与法院系统。因此,政治文化既体现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一般性评价,同时也包括他们对构成政治制度的具体政治过程,即“输入”与“输出”过程、过程中的具体制度载体及其运作表现的认识、喜恶与评价。

   根据这种定义,阿尔蒙德与沃巴总结了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地域型”的政治文化,存在于疏离的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结构下,民众对各种类型的“政治目标”(包括抽象的与具体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之下个体的角色)均缺乏基本认识与判断。“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存在于政治系统对社会系统自上而下的控制结构之下,民众对“政治目标”的认知、偏好与评价主要集中在政治系统的“输出”端及其表现。政治系统通过“政绩”建立与维系其合法性,而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知与态度也主要基于政治系统的政绩表现;对政治系统“输入”机制以及政治系统中个体角色与地位的认识都比较模糊。“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则存在于由社会系统自下而上主动推动的政治—社会互嵌互动的关系结构下,民众不再仅仅关注政治系统的“输出”,而对其“输入”机制以及民众个体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与作用都有了积极的认知、理解与评价;这样的政治取向又进一步促使民众主动积极地投身政治过程,以掌握“输入”程序与实质,保证“输出”质量与效果。民众的政治参与因此更加积极。

   阿尔蒙德与沃巴对政治文化所做的这一界定对分析香港的政治文化及其变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殖民地时期到特区政府时期,香港的政治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也经历多次变化。在香港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将香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阶段,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系统高度疏离,甚少互动。民众普遍缺乏对个体以及政治系统的认知、偏好与判断,基本体现“地域型”政治文化。到70年代,本土公民社会初现雏形,政治—社会系统的边界逐渐被打破,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知、评价与期待有所提高,但主要集中于其“输出”机制;相应地,港英政府维系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构建“政绩”合法性而非通过建立民主程序。因此,这个阶段的政治文化从“地域型”转向“依附型”。

   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终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这个阶段常被学者称为“过渡期”、“转型期”或“去殖化”时期。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港英政府为在香港实现“光荣撤退”而主动进行一系列激进的民主政制改革。这些改革形成强大政治动员力,促使本土社会迅速政治化。民选程序的部分建立让民众对政治系统“输入”机制的认识、兴趣以及参与度都迅速提高。政治文化虽总体维持“依附型”,但其重心开始转向政治系统的“输入”机制。公民个体的公民意识、政治效能感以及政治参与都有所提高。

   第三阶段是九七回归以后的特区政府时期。经历“过渡期”的快速政治化,回归后的香港政治文化在整体上向“参与型文化”发展。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整体认识、对政治系统中涉及“输入”、“输出”机制的具体政府机构与政府角色以及个体在政治系统的角色与地位,都有了更加丰满的认识、更强烈的情感偏好以及更理性的评价。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普遍提高。

   随着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由最初的彼此疏离、边界明确到后来的边界被打破并频繁互动,香港的政治文化也经历从“地域型”转向基于政治系统“输出”机制的“依附型”,又转向兼顾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机制的“参与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双方关系结构以及与此关联的政治文化都在延续和传承的基础上产生着新的变化。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在阿尔蒙德与沃巴的政治文化框架下,梳理香港在三个历史阶段中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

  

二、“地域”文化与基于“输出”机制的“依附”文化

   在殖民地时期的前一百多年时间中,香港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政治”、“没有社会”的地区。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边界清晰,几乎互不干预⑩。一方面,对于英国而言,香港仅是其进行对华贸易、获取经济利益的转口港(11)。英国只希望通过最小投入维系香港稳定以便于其专心于经贸获利,并无心治理香港,对当地华人社会也甚少过问。另一方面,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被称为“难民”社会,当地人口中的大多数是从大陆和其他地区主动迁徙过来谋生的华人(12)。这些华人视香港为“借来的地方”或他们生活的“救生艇”(13)。为了谋生,他们多安于本分,不敢造次,因担心被港英政府驱逐而主动远离殖民地政治系统。政治与社会系统的相互远离造就了两者之间“低度整合”的结构特征(14)。政府只通过“行政吸纳”,即任命少数商界精英进入行政局与立法局参与公共决策的有限接触方式来联系社会,维系稳定(15)。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强力压制”而非民主协商是港英政府采取的主要策略。

   这样的政治社会系统关系造就了殖民地时期香港特有的“功利家庭主义”政治文化:港人既是功利务实的,仅关注物质利益;又是个体为先的,只关注个体及家庭利益,缺乏“社群”意识与公共情怀(16)。与这两个特征紧密相连的是港人对政治活动的冷淡反应。大部分港人对政治既无兴趣又觉“无力”。其“难民心理”又让他们天生惧怕政治,主动远离政治(17);而港英政府的疏离式管治又事实上封闭了华人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

   刘兆佳对殖民地时期香港政治文化的这一经典论述得到了同行研究的佐证。如成名认为,80年代之前的香港人重视三大价值,分别为“稳定”、“物质或经济利益”以及“公民自由”(18)。“稳定”同时也是港人评价港英政府合法性的核心标准之一。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六成港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稳定,而非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公平(19)。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发现,有超八成的受访港人将公民自由列为其最珍视的价值(20)。港人的这些价值偏好直接影响他们对政府合法性的定义与判断。对于香港人而言,只要政府能够进行良好治理,保证社会的“稳定”、“繁荣”与“自由”,那么无论其通过何种方式组织(即使是专权的港英政府)都可接受。港人对政府合法性的这些评价同样也反映其理性务实、物质为先以及个体中心的文化特征。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呈现出殖民地时期香港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态。根据阿尔蒙德与沃巴对政治文化的经典定义,将政治文化理解为特定时期内一国国民对政治系统、政治过程以及个体的认知、情感与评价取态,那么殖民地时期香港的政治文化大致体现以下特征。

其一,殖民地时期特定的政治社会系统的关系结构使港人对政治系统及其输入、输出过程缺乏兴趣与深刻的认识,也难对港英政府产生亲密的情感维系与依赖;然而在评价方面,殖民地时期尤其是二战后香港的“稳定”与“经济腾飞”让港英政府在民众中间获得一定的认受性。对于当时的港人而言,一个好的政治系统并不必要通过民主的程序组织与运作,而只要保证其治理结果能够为社会带来“稳定”、“繁荣”与“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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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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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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