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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相:应该怎样对待传主的叙述

——从杨绛与肖凤的笔战探讨有关传记文学的创作问题

更新时间:2016-05-25 14:55:54
作者: 李相  

   传记文学的写作无疑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对于自己所涉及的全部事件和人物,必须都采取客观和公允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如果不是这样去操作,而在对立的双方中间,明显地带着偏袒一方的态度,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褒贬,那肯定就可以说是传记文学写作中的大忌,对于所有全部客观事实的调查和掌握,确定无疑地应该是作者进行分析与评价的唯一前提,对于它是否认知得清楚、详细和完全属实,会成为传记能否成为信史的根本的原因。班固称赞《史记》叙述历史过程时的“其文直,其事核”,确实应该作为衡量一部传记文学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如果作者所根据的材料是以讹传讹,甚或是纯属子虚乌有的话,那么它的文献价值就应该引起足够的怀疑了。

   笔者的这一想法,是在阅读了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以下简称“杨文”)(注:《南方周末》1999年11月19日。),又阅读了《杨绛评传》(注:孔庆茂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等传记之后得出的。“杨文”首先叙述的是在“文革”中间的1969年夏天,自己原来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沙子”,“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这比她《丙午丁未年纪事》中的叙述显得略为详尽。而《杨绛评传》中的说法则与此迥然不同,说是由“造反派头头”分派,住进了“这对‘造反’年轻夫妻”。“杨文”将迁入的对方称为“沙子”,自然是带上怀恨在心的轻蔑之意,却又说明了“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并未认定他们就是“造反派”。那么孔庆茂如此明确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按照常理来说,杨绛与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纠纷,为数极少的邻居与同事也只能了解一些影影绰绰的情况,最知悉底细的只能是发生纠纷的双方,不知道孔庆茂是否采访了对立的双方,至少应该是询问过自己的传主,才有可能书写出来。如果是传主当时告诉孔庆茂,说这对年轻夫妻是“造反派”,而后来的“杨文”又采取不同的说法,那就显示是传主改口了。“杨文”还说“男沙子”“是整‘5.16’而为‘革命’立功的人”,不知是否属实?“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整‘5.16’”,是针对垮台的造反派“红卫兵联队”的,这样说来对方就绝不是造反派了;如果以“杨文”的说法为准,那么前面的这一说法就是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如果孔庆茂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并未为此专门采访过自己的传主,而只是根据有些以讹传讹的材料,不加分析就随便谱写的话,则说明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

   这对年轻夫妻究竟是谁呢?不少读者在以前是并不知晓的。从“杨文”披露之后不久,《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12月号和2000年1月21 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肖凤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简称“肖文”),《今日名流》1999年12月号又发表了穆正平的《钱钟书林非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正式透露出这一场纠纷,是在钱钟书、杨绛夫妇与林非、肖凤夫妇之间发生的。“肖文”对于自己全家搬迁的原因和过程,在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还着重说明林非因为在肃反运动中的“立场右倾”,和在反右派运动中由于“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受过处分,“文革”中被造反派张贴大字报批判为“漏网右派”,因而“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中”,“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总之他并非造反派,这是说得很明白的。

   林非的散文《记赵树理》、《回忆陈翔鹤》和《小灾小难》,都叙述过自己遭受批判与处分的经历,他的《读书心态录》(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还叙述了自己由于受到过批判与处分,深感没有资格参加当时“学部”的两派群众组织:其一是“红卫兵联队”,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支持和指挥,所以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二是“红卫兵联队”,被前者称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以林非昔日所写的散文,来印证“杨文”与“肖文”中的有关说明,那么他并未参加“文革”中间的“学部”两派组织,应该说是可以获得确认的。《杨绛评传》也许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并无根据地将他说成是“造反派”,应该说是一种极不严谨和侵凌名誉的做法。《钱钟书传》(孔庆茂作)同样是违背事实地将他说成“造反派”,同一位作者的两本传记中间,同样都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平白无故地损害一个公民的名誉权,这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应该说是问心有愧的,无疑还应该负有法律的责任,这些问题对于传记作家如何进行严肃认真的写作来说,确实应该是引起充分注意和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庆茂的《杨绛评传》中,由“造反派头头”分派房屋的说法,“杨文”并不采用此说,而“肖文”则更说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一位“‘革委会’主任”目睹林非的居住情况如此拥挤不堪,“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还叙述了“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青年夫妇,其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也有人则流亡于海外,在当时“学部”的整个运动中间,“红卫兵联队”在“中央文革小组”清洗和逮捕关锋之后,就被定为“反动组织”而遭查封,原来处于劣势被攻击为“保守派”,并被“红卫兵联队”查封过的“红卫兵总队”开始掌权,并结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革委会”,它与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毫无瓜葛。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判断孔庆茂《钱钟书传》、《杨绛评传》中的此种说法,也是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钱钟书传稿》(爱默作,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加以渲染地说是他传主的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才“发现自家房屋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好说歹说就是不搬走”,与“杨文”的说法迥然相异,却也不诬称对方是“造反派”,大既是想要刻意地编造虚假却又富有喜剧色彩的社会新闻。

   关于两家合住之后逐渐交恶的过程,“杨文”的叙述比上述几种有关传记显得详尽多了,概括说来是他们尽量照顾对方,而对方在其女婿自杀之后竟加以冷嘲热讽;“肖文”则叙述对方企图赏赐吃剩的食品,都严词加以拒绝了,最伤害她自尊心的是当杨家情绪不好时,不由分说就抱走自己儿子,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在双方交恶过程中许多与时代氛围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局外人是难于作出判断的。如“杨文”说钱钟书热情地替肖凤搬过摇篮,“肖文”则说家中从未有过摇篮,即属于此种情况。然而有些与时代氛围关系甚为紧密的细节,揆之于常理来说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如“杨文”叙述肖凤在“学部”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大骂她女儿是“5•16的臭寡妇”, 乃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只要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会深切地体验到,当时在工军宣队面前是绝对不敢高声吵闹的。工军宣队的任何命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们在军宣队的连、排长面前,都只敢恭恭敬敬与和颜悦色地说话,怎么会吃了豹子胆,敢在这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如此吵闹?这样的场面并不可能发生,而是属于为了进行抹黑的向壁虚构。“杨文”还说在钱钟书前往干校后,肖凤于北京的住房内向林非大声喊叫,“我要上吊了”,用以说明对方在她女婿自杀后,毫无同情心理的幸灾乐祸,其实林非和钱钟书是同一天在工军宣队率领下,浩浩荡荡奔赴“干校”的,林非早已发表的散文《我和牛》,详述了这一过程,这无疑当为事实,他不可能于千里之外,跟肖凤扮演双簧去嘲笑她们,这也是为了抹黑对方的品格,而不惜向壁虚构的手法。“肖文”这个论辩是有说服力的,可是她为何不就上述的事例进行论辩呢?总是在“杨文”突然发动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气忿激动而又仓促迎战,才会有此疏忽的。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杨绛评传》,在叙述杨、肖交恶的过程时,说是对方“动辄打骂训人”,这既与“杨文”叙述的事实不符,更不合乎常理,如果“动辄打骂训人”的话,这场流传得纷纷扬扬的争斗,应该是提早好多时间就会发生的了,孔庆茂就是误将它置于“下放”“干校”之间加以叙述的,这真是形成了先人之见以后的主观臆想和信手涂抹,如此的任意编造应该说是缺乏史识与史德的。

   最后是关于双方正式冲突的叙述,“杨文”说完了1972年的情况之后,紧接着说是这事件发生于12月2日,“肖文”则说是发生于1973 年12月7日。在此次冲突中,钱钟书手挥木棒打伤了林非, “杨文”与“肖文”对此的叙述大致相同。根据“肖文”的叙述,她立即带领林非前往医院治疗,并将医生开列的诊断证明书保存至今,“肖文”当系根据证明书上书写的日期,无疑应该是确切的。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之久,“杨文”误记了日期也是可以理解的。此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双方共同约请的保姆,究竟先替谁家洗衣而引起的,“杨文”与“肖文”对此的叙述大致相似。“杨文”说对方在纠纷刚开始时就动了手,然后她咬了肖凤,钱钟书又打了林非。“肖文”则明确地表示,“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则是又叫又骂又动手”,还指出“杨文”所说的“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是“造谣造得实在太荒唐了”,“请问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肖文”所说自己并无将对方抛上抛下的气力,无疑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对于当时并不在场的任何局外人来说,双方叙述的不少细节,都难于作出明确的判断。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杨绛评传》中则说,“钱钟书忍无可忍”,“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从而“名扬千里”,“连那些‘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杨文”明确地叙述是她丈夫打伤对方的胳膊,“肖文”也如此叙述,而从孔庆茂叙述的口气来看,似乎是他传主的“胳膊都打伤了”,为什么要这样语焉不详呢?因为他基本的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就要下笔来随意涂抹了,怎么能不显露出含糊其词的文风来?孔庆茂其余的那些叙述,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向壁虚构,首先是前面已经论述清楚了对方并非“造反派”,他的说法只能是一种虚构的不实之词。而且按照常理来说,如果对方真是造反派的话,作为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钱钟书,怎么敢饱之以老拳呢?当时的造反派诸公派性极强,当自己的“战友”遭受殴打时,一定会采取敌忾同仇的“革命行动”,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战友”袖手旁观,反而对殴打者“敬畏三分”呢?更荒唐的是将钱钟书的殴打对方,竟当成像歌颂美国拳王泰森那样加以渲染,无限夸大地渲染成了在“满城风雨”中“名扬千里”,与当时实际情况的差别,真何止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且像这样把钱钟书讴歌成为并非他自己所长的拳击健将,也未免太滑稽可笑,真是欲褒扬而反成贬抑了。像这样轻率和随意地来撰写传记文学,是应该引起自己的深深反思的。至于爱默《钱钟书传稿》中所说,他的传主“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更是完全违背了“杨文”中所承认的,林非被她丈夫打伤的基本事实,像这样添枝加叶地随意起哄,应该说是与传记文学严肃的创作态度风马牛不相及的。乌尔沁夫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注:《文艺报》1998年4月3日。),也说是“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动手打了钱老”,同样不符合“杨文”与“肖文”的说法,自然也就违背了前面分析过的客观事实,邵燕祥的《李洪岩文读后》(注:《杂文报》1998年5月21日。),据此作为论断的根据, 批驳李洪岩有关林非是否造反派的质疑,却又不无嘲讽地称赞对方,比“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也是毫不了解实际的情况就信手乱写,还加以恶意的贬抑,实在是有失公正和厚道。邵燕祥在“反右派”运动中也有过被伤害的感受,自己还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似乎就更不应该了。

发生在“文革”后期的钱、杨与林、肖两家的纠纷,归根结底来说是这场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钱家原来独自居住,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心里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来,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林家的迁徙是因为护理他家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他们夫妇同住一室,虽然犹豫再三不想搬迁,最后也只好作出这出于无奈的选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决策与进程,只热衷于为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却很少为了日益增长与膨胀的人口,考虑去建造更多的房屋,多少人们拥挤在一起居住,大家的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肖文”叙述了仅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住房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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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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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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