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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宇娟:回黄转绿十年间——杨绛新时期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6-05-25 14:53:39
作者: 范宇娟  

(一)

   杨绛,曾是钱钟书的“灶下婢”,长久以来人们忽略了她的丰瞻华采。与“钱学”日益壮大之势相比,对杨绛的研究评述要冷清得多。

   尽管杨绛的创作量并不丰,但她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多面手。作为翻译家,她翻译过《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拉布斯》等西班牙名著;作为文学理论家,她对中西方小说戏剧理论有系统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并结集为《春泥集》、《关于小说》出版;她又是个广泛涉猎各种文体、进行多样化尝试的作家。40年代以“喜剧的双璧”(柯灵语)《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而在沦陷区的上海家喻户晓;新时期以来连连推出短篇小说集《倒影集》、长篇巨制《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以其极富个性化的鲜妍风格而独安于文坛的边缘一隅。她的低调的姿态和学者的身份,也是一个原因。

   杨绛进入人们的视野,严格说来当从她创作于上海滩的两部喜剧开始,尽管早在1934年她的第一篇小说试作《璐璐》就获得了朱自清的赞扬和推荐,并选入林徽茵主编的《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但并未引起足够多的关注。同时,1949年后,她正式调往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工作性质的限制和各种大小运动,使她远离了创作而致力于翻译工作,成果显著。直到“文革”结束后,她才重新执起那文学家的妙笔,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小说、散文。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隔绝后,人们又欢喜地发现杨绛常青不老的创作才华,因此,新时期以来,对杨绛的研究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开始。大致说来,以1988年《洗澡》的出版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8)主要针对其散文、短篇小说创作进行,未及达到深入展开,大多只是对其作内容、思想意义及艺术形式上的粗略概括。进入第二阶段后,研究者们的眼光大开,研究角度多有更新,不仅结合创作分析具体作品,而且在微观分析时努力注意了宏观整体把握,解读了作家本人。在此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更不能以片面进化论的眼光判定后必胜于前。由于杨绛的创作量少质高,研究者似乎一时还未能确定一个整体的研究格局,因此,多依其小说、散文、戏剧等进行了个别文体分析。

  

(二)

   对杨绛新时期研究进行述评,不能漠视她创作生涯中的隔断,事实上,杨绛三四十年代的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虽不出众,但已经显示出她独特的个人才华。喜剧双璧甫一出世,便得了李健吾的赞扬,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将其与丁西林相提并论:“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众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李健吾以朋友的身分指出,“唯其具有性静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划人物,她才独具慧眼”,第一次充分青肯定了她在地道的中国式世态喜剧中的地位。

   在双璧之后,杨绛与导演姚克合作上演了《游戏人间》,反响并不算很大,麦耶却在《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中肯定了作者深入生活又跳出生活的真正的写实主义风格。他所“始终以为杨绛是位悲剧作者”的断定,虽然失却定义上的准确性,却正是首次透过喜剧的帘幕看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

   孟度发表于1945年5月的论文《关于杨绛的话》虽也属于李、 麦式的作家印象点评,但通过对《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二剧的微观作品分析,却第一次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杨绛喜剧创作在题材处理和语言风格上的特点,并认为其创作的最大成就乃是“用自己的兴会和独到的手法技巧来表现自我”,折射出纷乱时代中普通人的普通生存状态。解放前能诉诸于文字的杨绛研究大多比较散乱,侧重于作品的分析和缕述,主观的欣赏代替了客观的评论。唯其如此, 也才直逼人心, 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很多影响。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中国现代喜剧研究的不断深化、定型,杨绛的喜剧创作也重新被纳入研究视野。有的论者就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问题展开了评述,发表了一些论文,指出了其学贯中西的良好素质对于创作的指导性作用,这属于就事论事的单向研究。进入90年代研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仅仅是对本文作向内的细读,更被置于时代思潮、创作流派、群体中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有代表性的便是许道明和张健,在他们各自的专著中都为杨绛留下了专门的章节,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

   许道明在其论著《京派文学的世界》一书里将杨绛看成是京派喜剧在丁西林、李健吾之后的又一发展。他立论于京派文学的特征,认为杨绛喜剧的创作特色来自于“用京派的态度写海派的世界”,不管是题材选择的敏感精妙,还是在戏剧结构矛盾中所显示出来的幽默的讽刺,无不于此相关。这一论点揭示了杨绛喜剧创作中出现“审美距离”感的动因,从流派思潮的影响和现实生活的具体多变的关系上回答了长久以来关于杨绛到底是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的问题,很具启发性。最后,许道明还挖掘了杨绛喜剧人物缺乏典型、突出类型的哲学基础,也即京派张扬的“普遍人性论”,对其得失给予了辩证的公允的评价和认识。许文尽管站在京派文学的立场上,肯定了她在题材开拓和叙述手法上对京派文学的承传,但毕竟过于宽泛,而不能具体到喜剧这一文体样式的内部去进行于具体把握。

   张健的专著《幽默行旅与讽刺之门——中国现代喜剧研究》则更具有专门性、具体性。张健在文中理出了现代幽默喜剧在中国三大分支:机智化、世态化和英雄化的确立及发展脉络。基于这一前提,张健认为杨绛的喜剧真正代表了幽默喜剧世态化的创作实绩,指出“对于杨绛喜剧的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杨绛的整体把握”,给予它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肯定《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两部作品题材日常化、人物形象普通化、结构艺术精良化方面的长足进步,充分挖掘出“杨绛作为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显然更关心包含世态人情当中的文化意蕴”,探索出西方文明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影响,在对喜剧世态化流程的整体气氛中,凸现杨绛在创作技巧和表现内容上的高超。不足之处与成功常常是紧密相联的,张健正是忽视了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根源对于实际创作的指导作用,从而未能拓宽广阔视野。

   对杨绛的研究,其戏剧应该是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的,但事实上相比较于小说、散文来,还是个薄弱的环节,一是可能和创作较早间隔太长的客观条件有关,二来就是接受者主观上的漠然。因此,除了少数几篇论文外,我们格外看重许、张2 人将之带入客观性整体研究的思路,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新时期以来关于杨绛喜剧研究的最高的水平。文学的话题是说不尽的,对这个女性文化老人青春时代的茂盛才华,也将伴随着整个杨绛研究全面深入而继续下去。

  

(三)

   进入新时期以后,老作家重新焕发了她的艺术青春,《干校六记》、《倒影集》,一发表立刻就引起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兴趣。随着世事转移,人们从杨绛后来的诸多小说、散文创作中窥见更多、更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哲学基因,以小说《洗澡》为界,研究者们各有侧重地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展开了评述。

   第一位推介《干校六记》是其老友敏泽,既揭示了作品的艺术特色“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怒而不怨,句句真话”,几乎成为后来者一再引用盖棺论定的概括,又以“个中人”的身份赞扬其表现的知识分子情操和有益启示价值。老作家、编辑叶至善则以书信体的形式介绍了读《倒影集》后的感触,单篇点评不成体系。严格说来,这两个的读后感都不能称之为研究论文,却都以好读者的身份敏感地发现了杨绛散文、小说创作的与众不同,为后来读者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

   杨绛首先是以“大陆近几十年来出色的女散文家”(钟玲语)的身份而蜚声于新时期文坛的,对其散文创作的研究开始得较早并历久不衰,绵延至今。继敏泽后,于晴又在《文艺报》上发表关于《干校六记》的感想,她认为杨绛的笔下是“不幸年代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在人生磨难之中心灵的追求,在小点缀中处处感到的仍是那“大背景”,仍然侧重于从思想认识意义上来评价《干校六记》的价值,指出这些篇章的内容、语言风格对当时文坛的警戒意义,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运用。

   距《干校六记》出版4年之后, 张晓东在渐渐冷却的“杨绛热”之后,从杨绛作为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的节制机制入手,剖析了杨绛整个情感世界中的内在体现与外部显示的“冷静”因素的原动因。他在《杨绛的情感世界——〈干校六记〉艺术浅论》中指出,杨绛乃是置身于历史范畴的时空,从“我们感”的坐标系出发,通过艺术的节制手段,以情感世界内部诸要素交融、深化、对立统一,并以理智的爱一贯万殊。他试图从一个比较深刻的角度,将具体作品的解读和对作家本人的解读相联系,从而挖掘杨绛散文创作中超然的冷静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比起从政治思想发出的意义挖掘,张文无疑具有开拓性和转折性。

   本阶段对散文的研究,占着绝对优势,而《倒影集》的有关论文却寥若星晨。田蕙兰发表于1989年而完成于1988年的《旧中国都市一角的素描——杨绛〈倒影集〉漫评》是广大的深默中的一声新啼。这篇文章立足于杨绛创作的“现实主义总体倾向”,点面结合,完成了自己的论述。她发现了小说所表现的都市中上层人家生活这一独特视野,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艺术格调、审美情趣,却因过分拘泥于现实主义的命题,而对其中的作品产生了相当多的误读。如认为《鬼》的结局缺乏对生活素材应有的提炼而令人憋气,璐璐则是个思想浅薄、游移多变的女性。挖掘的层次自然不够深刻,时有偏颇,但她对杨绛小说中表现出的都市世态一角的具体作品分析,显示了极认真而细致的态度,如果能在“民族文化劣根性”上揭示出文化意蕴来,也许就能完整了。

   对《倒影集》的长期沉默和误读的状况,首先是在第二阶段被杨义所打破的。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中,杨绛首次进入了文学专题史的研究轨道。杨义仍以单篇品评的方法,运用崭新的文学方法论,从叙述学的角度结合心理学、纵向比较法出发,对《倒影集》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他推崇《玉人》和《鬼》,认为这两篇“于细致的心理体验中,增浓了风俗习尚的氛围渲染”;尤其他经过本文的解读,指出“这是以高明的现代意识和女性意识写成的‘反《聊斋》’”,尽管受篇幅限制未及全面论述,却令人耳目一新。并且,他还探讨了一下杨绛缘何被文坛冷淡的原因:未免略嫌清淡,这一评价是相当客观而公允的,可以说,杨义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至今还尚未被《倒影集》的研究者所突破,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的问题:在拓荒之后如何深掘,而不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浅尝辄止。

   对杨绛的研究确也经历过那种主题概括、揭示思想的原始阶段,但可喜的是长篇小说《洗澡》出版,它适逢其时,既是作者本人几十年文学生涯的最高总结,同时也预示着杨绛研究的又一次新的高潮。总体来说,几个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杨绛自身的中西文化素养及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心理状态、创作意图等,与作品本文的关系,关于小说所反映的主要事件,题旨方面的认识也大体取得了一致,普遍关注着并非主要情节的“洗澡”运动背后的隐含内容。但各人的具体评论操作方式、手段和切入问题的角度又都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多样性丰富性的特点。

盛英《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杨绛〈洗澡〉读后》和王学亮的《“浴客的故事”:读杨绛长篇小说〈洗澡〉》都是从知识分子的群体角度出发,认为《洗澡》正是入木三分地展示了一幅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群象,“画出众生相,杂陈各色灵魂”,盛英并指出许彦成由于传统人性结构的缺憾,经过了宥情——忍情——抑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而姚、杜两女性则“人性显示相对单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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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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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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