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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东亮:干校文学的双璧

——《干校六记》和《云梦断忆》的回忆诗学与文化政治

更新时间:2016-05-25 14:50:33
作者: 吕东亮  

   内容提要: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在新时期以来关于干校的写作中是成就最高的两部作品,堪称“干校文学”的双璧。两部文本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往事的选择性叙述,呈现出“回忆诗学”的审美特征,在自我意识、写作姿态和文体风格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两部文本躬身自问的思想姿态和“温柔敦厚”的审美表达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政治场域中别具一格,其对人性美人情美的吁求也可以视为在民主、理性等宏大叙事之外的另一种启蒙。

   关 键 词:回忆诗学  思想姿态  文化政治  另一种启蒙

  

   在新时期以来的关于“五七”干校的写作中,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成就最高,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杨绛的《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出版于1984年,且出版时都被纳入到三联书店的“纪实文丛”,其诞生的文化氛围几乎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在创作心理和文体风格方面十分相似,因此也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政治中分享了共同的命运。这也是本文称之为干校文学双璧并合论之的原因。

  

   一、回忆的诗学:往事的选择性叙述

   杨绛写作《干校六记》是在1980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回忆性的文本。杨绛自己也说:“干校回来,我很感慨,想记下点干校的事。《干校六记》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是读了《浮生六记》才决心写的。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浮生六记》的样。”①杨绛作为范本的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则是古代中国一部典型的追忆似水年华的文本。陈白尘写作《云梦断忆》则是1983年应聂华苓之邀赴美访问期间写成,时空的距离则更大,书名也标示了回忆的意味。在书中,陈白尘也坦陈写作的回忆性质:“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可歌可泣、可恼可恨的事自然很多,但回忆总是蒙上彩色玻璃似的,因而也是如云如梦,总觉美丽的。因此,即使可恼的事吧,也希望从中找出些可喜的东西来。但不知这枝稍显油滑的笔可听使唤不?”②

   在古往今来的写作中,回忆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心理程式。诗人华兹华斯认为诗歌“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也称赞回忆的艺术功能:“回忆,这位天地的娇女,宙斯的新娘,九夜后成了缪斯的母亲,戏剧、音乐、舞蹈、诗歌都出自回忆女神的孕育。显然,回忆绝不是心理学上证明的那种把过去牢牢把持在表象中的能力,回忆回过头来思自己思过的东西。”而文学回忆生成的一个基本前提则是作家主体与回忆对象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保证了主体性的在场和认识力的强化,不至于使主体沉浸于正在经验的事实中,也有效地携带了亲历者的情感经验。诚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由于时空距离的影响,回忆不可能牢牢把握住逝去的全部表象,而只能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必然的。在文学写作中,这种回忆常常是有意识的,回忆的过程即是把客观往事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形象再造和情感再塑的过程。作为回忆文本的《干校六记》和《云梦断忆》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是回忆的诗学的典型个案。

   杨绛的《干校六记》分为《下放记别》、《凿井记牢》、《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篇,写的都是干校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没有鲜血淋漓的情景,比照他人笔下的干校生活,自然显得十分特别,这就是选择的结果。钱钟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记牢’、‘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这是杨绛选择的证明。那么,这些“小点缀”、“小穿插”究竟是些什么呢?《下放记别》讲的是下放之际家人离别的情景,殷殷的亲情弥散于有节制的叙述中。作者对丈夫的担心、对女儿的怜惜、对俞平伯老夫妇和何其芳的同情都写了,但不夸张、不渲染,没有儿女情长。其中写女婿的自杀,也是寥寥几笔,交代了过去,没有作愤激控诉状。《凿井记牢》写了自己参加劳动的情景,但如实描述“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也承认自己内心思想的变化。《学圃记闲》记的是作者看守菜园的故事,写了同伴的友善,写了干校附近农民的贫苦和农民偷菜、拾菜中表现出来的狡黠,也写了自己和丈夫的相会之便:“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小趋记情》写的是一只狗小趋和自己之间相依相伴的情谊以及小狗为干校生活所增添的欢乐,其中小趋对自己丈夫钱钟书的欢迎,对自己的追随和寻找等情景温馨感人。《冒险记幸》写的是自己为了和丈夫团聚而冒险走夜路的故事,夫妻之间的深挚爱恋流泻于字里行间。《误传记妄》则写因误传自己丈夫回京而造成的心理波动。作者用自己的真实心理表现了轰轰烈烈的心灵改造运动的荒诞效果,同时也用世说新语般传神的语言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志趣。

   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分为《忆云梦泽》、《忆房东》、《忆茅舍》、《忆甲骨文》、《忆眸子》、《忆鸭群》、《忆探亲》和附录《忆金镜》“八忆”。在《忆云梦泽》中,作者写了自己由南京押送北京批斗并最后送往“五七”干校劳动的情景,并认为来到干校是对批斗生活的一种解脱,作者写道:“1969年末,我终于到达梦想已久的古云梦泽边那个‘五七干校’。”③《忆房东》写了房东对自己态度由冷淡而温暖的变化,感慨劳动人民的朴实、纯真和热情。在作者的笔下,贫苦的劳动人民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正义感,不为政治高调所左右,并大胆地帮助年老体弱的自己,令人感念。《忆茅舍》描绘了茅舍中与自己同宿的各色人等的画像,对于那些自私自利、以革命名义役使他人的人表示了由衷的鄙视,对于平等对待自己的人表示了真诚的感激和庆幸,并慨叹这种平等的难得。对此,作者写道:

   在十年浩劫中受过苦难的人,谁都诅咒那荒谬的年代,我也诅咒。但在荒谬之中毕竟还有值得怀念的人与事。比如我和老X由不平等的地位而平等相处,就是值得怀念的。在那荒谬的年代里,我们每个人如果都头脑清醒,或者说没有私心杂念,在那动乱中不是互相砍杀、互相倾轧,而是真正平等相处如我与老X一样,岂不真是一种革命?但可惜,这种情况只是少数。更可惜的是,我有种感觉,或者说是怀疑:老X如今可能是又不敢,而不是不愿和我平等相处了,那倒是件可悲的事!但愿是我多疑。④

   《忆甲骨文》写了一个不安分的革命者由于自己那条好抖动的腿而被视为“五一六分子”,被逼精神失常的故事,荒诞意味极强。《忆眸子》描写妻子信任的眼神、风云人物威迫的眼神、儿童由友好到憎恶的眼神,从眸子这一心灵的窗户书写了世态沧桑。《忆鸭群》描写了自己在干校放鸭的情景,作者在放鸭中与鸭群建立了深厚的休戚与共的感情,也从鸭群身上吸取了坚持真理的力量。《忆探亲》则写了干校后期纪律松动情况下自己回家探亲的所见所闻和所感知到的浓郁的亲情。附录《忆金镜》则写了放鸭时的搭档侯金镜和自己友好相处的往事,对侯金镜的劳累致死表示了深深的伤感。

   和杨绛的《干校六记》一样,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也对干校往事进行了选择,书中可恼可恨的事并不多,多的倒是温馨感人的事,这和陈白尘的干校日记相比,显得差别非常大,选择的痕迹也更为明显。

   在对干校往事的选择上,《干校六记》和《云梦断忆》颇多相似之处。注重亲情、友情乃至和动物之间的温情的书写,肯定改造、革命初衷的合理性但呈示运动整体上的荒诞,是两书的共同点,也是两书选择往事的重心所在。这与作者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有关,也玉成了两书的文体风格。

  

   二、自我意识、写作姿态和文体风格

   杨绛建国以后主要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从事研究工作,对于政治形势较为迟钝,也不主动迎合什么时兴的批判理论,因而虽然颇有才气,但在单位却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作为一个女性,她更愿意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同时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力所能及的工作,翻译、研究、写作,是这些工作的内容。新时期到来后,杨绛基本上保持了“文革”以前的工作状态。她没有领袖群伦的意识,“并未、也不可能预言什么,不存在控制、引领社会生活朝预设目标发展的奢望”⑤,只愿意穿着自己铸造的“隐身衣”,卑微而寂静地生存。而这种生存方式却最容易洞察人性之微和人性之常。因此,在适合写作的气候来临后,她用以观察生活和审视人性的眼睛无疑更加明亮了。在杨绛的眼中,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别人难以理解和正视的十年“文革”,她虽然也不能给予解释和说明,但也不愿意把它简化为一场“骗局”进行揭露,而是发现其中的人性之常,认为干校生活是“生命逆旅中虽特别、却也正常的一幕”,其中有恶,自然也会有善,而一个作家的使命则是扬人之善而蔽人之恶。在《乌云与金边》中,她别有会心地写了一个面露凶恶而心底善良的批判者,称之为一只“披着狼皮的羊”。

   因而,在《干校六记》中,她不愿暴露人性的黑暗,对于女婿的惨死叙述得十分平静;对于她在干校菜园所亲见的埋葬一个自杀者的事,也不愿展开来描写,而是叮嘱丈夫不要从那块新土上走,因为自杀者没有棺材,充满了悲悯之心。而对于她在干校所感受到的善良人性的暖意,则不惜笔墨地给予铺叙,承担主要劳动的年轻人,和自己默契相处的同伴阿香等形象,虽然平凡,但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至于自己和丈夫之间的相濡以沫,则更是令人难以忘怀。也因此,她对这场革命的促人向善的初衷和部分效果心有所感,同时对这场革命所导致的大面积人性丑恶的现实给予了明确的否定。

   陈白尘很早就加入左翼文学队伍,可谓“革命中人”,虽然在建国后荣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等要职,但在“文革”之初,就被遣送出京,发配江苏南京,备尝世态炎凉,也很早就对文革的乱象有所洞察,认为其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且不会长久。既然不愿关注政坛起伏,那么对于人情冷暖的感受就更加深刻。干校归来后,陈白尘依然在南京工作,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虽然恢复待遇,但已处于边缘,很难与文革前任职北京同日而语。因此,写作《云梦断忆》时的陈白尘的“自我”恐怕还是一己小我,而不可能如同复出的周扬、张光年等人那样把自我融进思想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去。从一己小我甚至有些平民化的视角去看待和书写干校生活,那么对于真正平等的人际关系的渴求,对于友情、亲情的感念,对于革命流于新的人压迫人之运动的揭示,就自然地成为书写的聚焦点。所以,在《云梦断忆》中,他写热心帮助他的房东和侯金镜夫妇、平等待他并与之谈笑风生的老X、不会嘲笑他的鸭群。他描写自嘲一挑起扁担官僚主义架子就放下并担心官复原职之后架子重来的高干,不禁感慨道:“呜呼!人的改造到底很难哪!”他写干校“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晴天不干”的形式主义积极性,并引用农民的话来抨击干校实际上并不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官僚主义作风。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杨绛和陈白尘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是颇为相似的。《干校六记》和《云梦断忆》的文体风格也颇为接近:人物饱满、场景逼真、情感节制、语调平和、亦庄亦谐、收放自如。两书的这种趋同性显然不是偶然的。相似的平民化的自我意识和卑微的写作姿态是《干校六记》和《云梦断忆》文体风格接近的前提。除此之外,两书在艺术上的设计和作者相同的艺术旨趣是文体风格接近的直接原因。杨绛写《干校六记》时师法《浮生六记》,而《浮生六记》艺术价值极高,富有生活情趣,采用的是小说笔法,不少人视之为笔记体小说。“师法乎上”,必然对《干校六记》的书写产生规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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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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