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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光才:批判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境遇及其可能

更新时间:2016-05-25 11:07:42
作者: 阎光才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年。

   傅书红:《教育、大众文化与文化政治:吉鲁批判教育学中的文化研究思想述评》(硕士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2006年。

   彭丽:《“ 公民” 与“ 解放” :批判教育学两个重要主题研究》(硕士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 2007 年。

   以上文献虽然并不全面, 但是, 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批判教育研究进入中国学术界的状貌。有几个基本特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人们的关注点基本集中在几个代表人物身上, 主要包括费莱雷、阿普尔和吉鲁, 尤其是阿普尔的著作最多, 而其他人物的研究极少涉及;二是从出版者角度来看, 对批判教育研究传入贡献卓著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三是总体上, 批判教育研究的文献大多刊发于比较教育研究类刊物上, 说明即使到现在, 它在中国学术界的定位基本还是作为值得关注的众多外来流派之一。此外, 就研究者的身份而言, 仅有少数为教育理论和课程理论方面的学者, 而大多为比较教育研究者, 由此, 我们大致可认为批判教育研究在中国尚处于开篇所提到的初级阶段。

二、批判教育研究初入中国的尴尬境遇

   严格意义而言, 批判教育研究既不属于一个学科, 也不是一个研究领域, 甚至用以“学派”称之也有些勉强。这主要是因为它涉及的议题、领域、方法和学术资源实在有些宽泛, 而且内部还呈现出高度的非均质性乃至学术立场上的分歧和冲突。但是, 在中国学术界, 人们更习惯于对外来学术理论给予其贴上特定的标签, 以凸显其基本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旨趣, 从而为读者提供一种醒目的索引。故而, 西方一些批判教育学者所自我认定的“激进左派” , 以及其他学者所冠之的“学术左派”或“文化左派”[ 1] [ 2](Peter Mclaren , 1997 ;Richard Ro ty , 1999)往往很容易为中国学者所接纳。在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标签对于处于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中国学者而言, 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下文会专门展开论述。

   概括起来, 中国学者对英美批判教育研究理论资源的关注点, 大致可包括以下几方面:鲍尔斯和金蒂斯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或对应理论;阿普尔和布尔迪厄的意识形态霸权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吉鲁和威利斯(Paul Wil li s)的抵制理论等。以下我们结合中国不同时代社会环境的变迁, 对上述不同理论在中国的境遇略为展开分析。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 北美的批判教育研究大致形成于20 世纪80 年代初, 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间有着很深的渊源, 尽管无论是西方的传统马第3 期 批判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境遇及其可能 1 3克思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有亲和力, 然而, 从建国之初到70 年代末, 中国与西方思想、文化和理论界基本断绝了来往,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了解甚少。20 世纪60 年代中国理论界内部曾翻译了少数西马著作, 但受苏联和东欧学者的影响, 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误读, 认为其不过是“打着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马克思主义” , 因而不过是把它作为“反动材料”和“修正主义”的靶子来加以批判。[ 3] [ 4] 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广泛的背景是, 在1956 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 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 资本家和地主阶层在中国基本被消灭了, 尽管如李毅认为, 此时中国社会依旧存在一个干部、工人和农民这样一个等级分布的阶层结构[ 5] , 但这毕竟迥异于“阶级” 的内涵。因此, 社会制度结构的巨大差异, 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很难找到其适切的对象。

   不过, 虽然在社会结构上消灭了资产阶级, 但是, 毛泽东认为,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干部中的特权思想, 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依旧存在, 甚至危及执政党权力的合法性。因此, 1957年, 毛泽东又发动了“大民主”色彩浓厚的“整风” 运动, 倡导大鸣大放, 对执政党的作风和习气提出批评。但在整风过程中, “匈牙利事件”让毛泽东意识到, 有股势力正利用整风运动对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反攻, 因而对各种激进的批评极为反感, 于是整风性质发生变异。这就是他发动的让中国知识分子至今心有余悸的“反右”运动。这场运动的性质正如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所认为:在中国, 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过去了, 但是阶级斗争之火并没有熄灭,社会主义时代不但依旧存在左、中、右, 而且还有一些“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 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的人。[ 6] “反右”持续一年多, 受牵连的达55 万人, 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言论自由, 而且相当部分人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

   反右运动的最初动因是反特权和官僚主义, 后来转化为意识形态大批判, 并升格为政治路线斗争。而于1963 -1966 年间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演变轨迹与此如出一辙, 由解决干部中存在的经济和作风问题(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和清工分), 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的全方位的政治运动, 并升格为全国范围内残酷的阶级斗争。而这场斗争随后在十年“文革”中, 进一步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尽管时至今日, 学术界对于毛泽东发动“ 文革”的动因还感到扑朔迷离, 因而众说纷纭, 但是,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毛泽东至少有一个意图是:希望通过“文化” 的革命来解决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矛头所指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 其对象即所谓“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高级干部, 另外还附带上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官僚主义现象在本质上体现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特征, 即使到今天, 在现实社会政治乃至经济、文化领域它依旧余威尚存。毛泽东试图以放手发动群众的“民主”方式来根除这一传统, 然而, 正如有人认为, “文革”运行方式恰恰背离了现代民主政治特征。因为毛泽东所利用的政治资源是他个人的领袖人格魅力, 即韦伯所谓的查理斯玛权威, 这种权威与被官尊民卑传统濡染了两千年、有着浓厚领袖尊崇情结的中国民众相呼应, 即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和群众盲从三者结合, 最终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 7] “文革”的激进和运动的扩大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空前的, 对此国内外有众多研究文献, 不复赘述。

   总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20 世纪70 年代末, 一部中国现代史基本上就是政治运动史, 而几乎历次政治运动都带有“左”的激进“革命”色彩。虽然不可否认, 一些政治运动的初衷是良好的, 譬如旨在消除特权思想、革除官本位的积习, 但是就过程和结果而言, 激进的“左”的行动不仅脱离了中国现实,带来了经济、政治基本秩序的混乱, 而且在政治体制上愈加凸显了专制和威权主义特征, 并与民主政治愈行愈远。在这种社会环境中, 关于学校与教育的定位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仅基本丧失了相对独立性,成为政治的依附, 而且在“ 文革”期间, 完全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8] 从建国之初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在解决工农子弟教育机会,体现教育平等, 以及教育与工农劳动、文化相结合等方面成就不菲, 但是, 由于受“左” 的思潮影响, 曾一度出现凡属于西方的学术和知识皆被视为资产阶级精神文化而彻底否定的极端倾向;在强调与工农劳动结合、关注实践的同时, 又否定了课堂教学;而屡次运动的结果是, 学校的正常秩序频遭破坏, 停课“闹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9] 有人甚至认为, 正是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共和国第三代人”(建国初出生, 成长于50 、60 年代), 在成长期间所形成的“左”的观念和政治激情, 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运动推波助澜。[ 10]

   而“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 和“文化革命” , 则几乎彻底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秩序, 街头政治、大串联甚至发展到毛泽东都无法控制的程度[ 11] , 学校中所有的传统权威都被打倒, 所有的文化和学术传统都被摧毁, 正常的学术活动几乎荡然无存,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更遑论学术自由。中小学课程结构和教科书也被完全“政治化” 和“形式化” , 课程内容完全根据政治斗争需要而随意裁减, “阶级斗争成为主课,劳动成为中心, 教学计划经常变动, 文化学习没有严格要求;师生纷纷`到大课堂(校外)去'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 , 学校秩序一片混乱” 。[ 12]

   可以这样认为, 一部自建国以来“ 左”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史, 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后果是近乎灾难性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文革”后, 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 人们在反省过程中, 对“左”而不是“右”更心有余悸。在官方, 关于新时期“左”与“右”的关系, 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的邓小平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样重新定调:“现在, 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 也有`左' 的东西影响我们, 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 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 拿大帽子吓唬人的, 不是右, 而是`左' 。`左' 带有革命的色彩, 好像越`左' 越革命。`左' 的东西在我们的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的东西, 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 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 , 但主要是防止`左' ” 。[ 13] 具体而言, 所谓“警惕右” , 就是依旧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带有警惕态度,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 而“ 防止左” 则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层面, 坚持对外开放, 淡化“姓资”与“姓社”的区别, 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资源,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在民间,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 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对“左”全面反思的时代, 在文化领域, 80 年代“伤痕文学”风行文坛, 以文学所特有的叙事方式, 来梳理人们对激进时代所留集体性记忆, 捋平它所依旧残存的社会余痛;与此同时, 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不仅对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张开了热情的怀抱, 而且对西方文化和学说也不再拒斥, 甚至满怀憧憬和向往, 到西方国家留学再次成为热潮。继1980 年“ 潘晓事件”后(注:1980 年5 月, 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刊载了一篇由三位作者匿名合写的“潘晓的来信”一文, 作者在文章中对传统高调的理性主义人生观提出质疑, 并认为真正、现实的人生应该是“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他人” , 这对于已经习惯了毛泽东时代的把“私”和“个人主义”视之为资产阶级大恶的中国人, 不啻是一声惊雷。该事件一度被定性为属于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 的极端体现, 但后来被民间视为中国社会思想开放和觉醒的开端),1988 年1 月, 发生于深圳蛇口的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间围绕社会需要与个人实现的一次公开辩论, 曾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该事件被称为“蛇口风波”[ 14] , 代表传统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与现实主义、个人主义间的一次较量和争锋, 最终的结果是民间思想占据了上风, 它也意味着在中国一个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 在学术界, 有关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译著大量涌现, 西方话语在英语至上的教育体制配合下, 以至于成为主导性话语。自由、民主和市场等原来被作为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敏感字眼, 至少在民间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不难想象, 至少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 在这样一个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左”甚至比“右”还要敏感的社会环境中, 西方左派学说尽管与中国语境中传统“左”的内涵并不相同, 甚至两者间并无交集, 但因为它带着“左” 的标签而往往在情感上就难以为人接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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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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