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举行籍田仪式是理想君主的重要标志。关于籍田礼，孟德斯鸠也曾论及：“有关中国的记述谈到了皇帝每年一次的籍田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旨在鼓励人民耕作。不但如此，皇帝还年年根据禀报，将八品官职赐予当年最出色的农夫。”(《论法的精神》，页247)。魁奈去世后，他的忠实信徒，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米拉波(count de Mirabeau，1754-1792)发表了一段哀辞，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并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明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的体系。”(《何炳松论文集》，页301)。1764年，米拉波在《农业哲学》一书的卷首插图中，特意设计了一幅中国皇帝参加春季籍田大礼的图画，他还将魁奈的代表作《经济表》视为旨在完成孔子遗训的伟大尝试。魁奈还以中国皇帝的这一形象来劝导法王路易十五于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的习惯举行“籍田”仪式，皇太子即后来的法王路易十六也于1768年春季在凡尔赛王宫举行类似的仪式，亲自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展示，以象征他对法国农民的同情以及农民对国家所做贡献的重视，这一举动很快成为画家和诗人的创作素材和称颂对象。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在摩拉维亚地区亲自驾犁耕地，可以说是直接效法中国皇帝的又一例证。在1767年出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为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度做了更加明确的理论辩护，在他看来，中国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有着明显区别，“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页24)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根本上在于它遵守了“自然法”，而那些靠人的意志统治的民族在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野蛮民族罢了。在魁奈看来，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中华帝国，可以说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它的政府所以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而是本质上的稳固的秩序。”魁奈这里所说的“自然法”即社会的基本规律，它包括实践和道德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实际规律，即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实际现象的正常趋向;而在道德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道德规律，就是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道德活动的正常趋向。这两个层面的规律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自然法。

　　

　　 针对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十八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中华帝国治理模式的热捧，托克维尔指出，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名为民主专制制度(démocratie despotisme)的特殊的专制形式”，他进而以不无反讽的口吻评论道：

　　

　　 他们(即重农学派——引者)环顾四周，似乎找不到任何合乎这种理想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到亚洲的深处去找。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所有人都会在其著述中对中国推崇备至。读他们的书，对中国的赞美比比皆是;由于对中国不甚了了，他们有关中国的论述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眼里似乎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怀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适应技艺;一切官职都要经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以哲学代宗教，文人被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旧制度》，页198)。

　　

　　 托克维尔发现，行政集权在中华帝国根深蒂固，而这正是这个帝国长期陷入停滞的根源所在：“在我看来，中国是通过非常集权的行政为其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社会福利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旅行家们那里我们得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创劲，有社会秩序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总是运转良好，但决不是甚好。我认为，中国一旦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就会从那里发现世界上现存的最为完美的行政集权的典范。”(《民主》，第101页注)

　　

　　 蒸蒸日上的美利坚帝国

　　

　　 与日薄西山的法国和停滞萎坠的中华帝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裔美国人却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在对美利坚共和制度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托克维尔对这个仍然处于“青年时代”的民族在文明世界的未来命运做了如下预见：“当我看到英裔美国人的那种经商干劲、经商的便利条件和经商获得的成就时，就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是统治海洋的，就象罗马人生来就是来统治世界一样。”(《民主》，页474)

　　

　　 英裔美国人生而有幸且生得其所，北美这片大陆，似乎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民主共和制度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有利的自然环境。但托克维尔通过比较发现，地理位置这种偶然和天赐的原因固然重要，但促使英裔美国人蒸蒸日上的动力更多来自那里的法制和民情。民主革命在美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平等在那里发展到其自然的极限，但英裔美国人却避免了平等带来的大多数弊害，这首先得益于美利坚人的各项自由创制：诸如地方自治、行政分权、陪审制度、司法独立、出版和结社自由、宗教精神、妇女教育，等等。

　　

　　 由于共和国内部所激发的无限活力，使得北美这一新建立的共和国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扩张特性：购买路易斯安那、夺取德克萨斯，并最终到达太平洋沿岸。在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相继退出北美大陆的同时，英裔美国人将布满从北极的冰原到热带之间的整个辽阔大地，从大西洋沿岸一直扩散到太平洋之滨。任何力量均无法阻止新大陆英裔人的飞跃发展，阻止不了他们“追补现实注定要他们完成的使命”，他们强烈的致富欲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以及使他们开化的知识，将促使移民们“开进这片为勤奋的人敞开的大门，为受苦受难的人提供休养生息场所的沃野。”(《民主》，页478)

　　

　　 观察十九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格局，托克维尔发现两个新的民族正在迅速崛起，那就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在其他民族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步履蹒跚，俄国人和美国人却“正沿着一条还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迅速地前进”：美国人与天斗，即不断向西部拓殖，俄国人与人斗，即依靠武力争雄欧洲;美国人以无数的个人利益为动力，俄国人力图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美国人以自由为行动手段，俄国人以奴役为行动手段;美国人凭借劳动者的犁，俄国人依靠士兵的剑。两个民族虽然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但他们好像得到天意的安排，“终有一天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民主》，页481)

　　

　　 代结语：托克维尔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似乎是托克维尔笔下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大革命本身并未将新旧两种社会斩为两截，革命者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现代中国革命了推翻君主专制政体，政党国家与王朝(家族)国家呈现高度的连续性，新的政党国家继承了官僚国家这一帝国遗产的同时，其集权程度非但未有稍减，反而大有不断强化之势。不可否认，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与十九世纪的世界格局不可同语，但我们仍然面临托克维尔提出的民主理论和实践难题：即两种民主政制秩序之间的紧张。自由在21世纪的人民民主政体中如何可能?或者说在这一政体中实现并巩固自由的现实途径是什么?这一问题不仅与人民民主政体的正当性息息相关，更直接关涉到人民共和国于外交舞台上的成败利钝。

　　

　　 加图曾说，“意大利是罗马人用剑获得，用犁巩固的。”而以“新罗马”自命的美利坚帝国继承了古罗马的这一精神衣钵，并承诺将克服古代帝国均未能摆脱的盛衰循环。21世纪的中华帝国能否打破帝国崛起的战争铁律?能否实现自由与帝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复兴中华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始终是中国革命者以及之后的改革者挥之不去的“情结”，如何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无疑是对中国的仁人志士先知先觉者治世智慧和决断能力的巨大考验。

　　

　　 如果托克维尔活到现在，他会对曾经“停滞的帝国”的立法者们说些什么?

　　

　　 来源:《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