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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德沃金:公民不服从

更新时间:2016-05-24 00:18:51
作者: 罗纳德·德沃金  

   政府该如何对待那些出于良知而不服从征兵法的人?许多人觉得,答案颇为明显:政府必得起诉异议分子;而若他们被证明有罪,则必得遭到惩罚。有些人得出这一结论简直易如反掌,因他们有个漫不经心的观点,认为出于良知的不服从与其它违法行为并无二致。他们觉得,这些异议分子乃是无政府主义者,必得趁他们的腐坏行径未曾蔓延开来,对他们进行惩罚。然而许多法律家和学者,基于表面上更其精致的观点,得出的却也是同样的结论。他们承认,不服从法律在道德上或许自能辩解;然而他们却坚称,此一行为在法律上绝无法辩解。他们认为,这样的结论,乃来自下面的自明之理,便是法律必得强制实施(the law must be enforced)。Erwin Grisworld曾做过美国的司法部副部长,此前又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看上去他接受的便是这样的观点。“就法律的本质而言,”据他讲,“它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也平等约束着所有的人,而与其个人动机无关。有鉴于此,人若因其道德信念而意图实施公民不服从行为,如若因之而被判为刑事犯罪。他不应感到吃惊,亦不应觉得痛苦。他必得接受这样的事实,便是有组织的社会绝不能容忍植根于任何其它的基础。”

   《纽约时报》对这样的观点鼓掌而呼。若干大学的一千名教职员,曾经在《时报》的一篇广告上签名,吁请司法部撤消对 Wiliam Sloan Coffin牧师、Benjamin Spock博士、MarcusBaskin、Mitchell Goodman和Michael Ferber图谋各种违反征兵法行为的指控。《时报》便说,撤消指控的要求“将道德权利与法律责任混到了一起”。

   然而这样的观点,认为政府相信某人犯了罪,他便必得遭到起诉,其实要远比其表面上为弱。如若社会容忍一切不服从行为,“它便无法维持下去”;可这却不能得出结论说,老社会容忍某些不服从行为,它便要崩溃。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证据。在美国,检察官有权自由裁量,一个具体的案件是否适用刑法。若犯法的人年纪尚轻,缺乏经验,或者他独力供养着家庭,抑或他认罪悔罪,检举出证,又或法律尚不够普及通行,全民恪守,甚或法院因许多更重要的案件疲于奔命,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检察官便可适当决定,对其免予起诉。这样的自由裁量权绝不是特许——我们希望,检察官在行使此权时会有充分理由——然而至少prima facie(初看上去),毕竟有些充分的理由,可以不起诉那些出于良知而不服从征兵法的人。有一个理由可算显而易见,便是较之那些出于贪心或意欲颠覆政府而违法的人,他们行为的动机要好得很多。若在区分盗贼时尚可以考虑动机,在区分违反征兵法的人时何以不能这样做?还有一个理由是出于实际考虑,便是若我们的社会惩罚包含了若干最为忠于社会、最为尊敬法律的公民的团体——一如反对征兵法的异议人士团体——则社会将会蒙受损失。将这些人关进监狱,适坚定了他们对社会的疏离,又使得许多此类因慑于此一威胁而噤声的人同社会疏离。若诸如此类的实际后果,证明了不可强制推行禁令,这样的后果何以就不能证明对出于良知的过犯应该容忍?

   谁若认为出于良知违反征兵法的人永远该当受罚,他便需表明,并无充分的理由行使自由裁量权,要么他们必得找到相反的理由,能比那一些理由更其重要。他们会提出怎样的观点?实施征兵法固然有其实际理由,在下文里我会考量其中的某一些。可Griswol院长与那般赞同他观点的人,仿佛依赖的却是个根本的道德观点,便是听任异议分子不受惩罚,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也不公平。想来他们是觉得,如若人人都不服从他不赞同或感觉不利的法律,社会便无法运作下去,因之不予惩罚也便太不公平。如若政府容忍那些不愿“遵守游戏规则”的一小撮人,这无异于听凭他们保证享有旁的遵守法律的人获得的利益,而不去承担义务——诸如有关征兵法的义务。

   这一观点实在颇为严肃。我们对此绝不能简简单单答上一句,说异议人士允准任何旁人有权不服从他认为不道德的法律。其实,那些违反征兵法的异议人土,差不多都不接受社会会变成这样,能令到货真价实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有自由破坏他们痛恨的民权法。无论如何,绝大多数人不欲做如此的改变,因他们觉得,这会使社会变得更其糟糕;他们会盼着当局惩罚所有认定自己有此特权的人,只要事实还未曾表明他们犯了错误——而出于社会整体的利益,他们是不认定自己具有这种特权的。

   然而,这观点却并非白璧无假。此一推理包含了一个隐含的假设,它使之与违反征兵法的行为几乎全然扯不上干系,且事实上也与美国的所有认真的公民不服从案件几乎全然扯不上干系。该观点假定异议人士们清楚,他们在破坏一项有效的法律,而他们坚称的特权,便是此种破坏有效法律的特权。诚然,但凡讨论公民不服从的人几乎都承认,在美国,法律可因其违宪而失效。可批评家们处理这盘根错节的问题,靠的却是引证互不相干的假设:若此一法律无效,便不存在犯罪,社会亦不得惩罚。若此一法律有效,因之便构成犯罪,社会亦必予惩罚。这一个推理,却隐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便是此一法律的有效性或许即颇为可疑。当局和法官固可相信此法律具有效力,异议人士或可并不同意,且双方都可能有言之成理的论辩维持其立场。若是如此,则此一问题便会不同于如若此一法律显然有效或显然无效时表现的情形,而公平的论证,其构想既然是为了这两种选择,也就变得离题太远。

   在公民不服从的案件当中,对法律的怀疑绝非异乎寻常的特殊现象。恰恰相反。至少在美国,几乎任一项法律,只消有相当多的人肯冒险基于道德立场而不去服从,则在宪法立场上面,该项法律势必同样变得疑窦丛生——如果还不是显然无效的话。是宪法使我们惯常的政治道德与有效性问题联系起来;任何法令,只要看上去有损于道德,便会产生宪法问题,而如若此一损害较为严重,则对其合宪性的怀疑也便同样严重。

   近十年来,在有关征兵法的案件当中,道德与法律问题之间的联系尤为明显。目前的异议乃是基于如下的道德反对理由:(a)美国在越南使用了不道德的武器和战术。(b)该战争从未得到过人民代表慎思熟虑的公开投票认可。(c)美国在越南并无生死攸关的利益,足以明确证明,迫使其部分公民在那里冒生命之险乃为正当之举。(d)若兴兵去打那样的战争,则通过使得大学学生缓服或免服兵役的征兵法来兴兵亦属不道德,且这样做歧视了经济贫困的人们。(e)征兵法免除了基于宗教立场拒绝参加一切战争的人服兵役,却不免除基于道德立场拒绝某些特定战争的人;这两种立场之间既然无甚相关,则征兵法做出的这种区分,便意味着第二批人不如第一批人更值得受国家尊敬。(f)该法律既将意图抵制征兵法规定为犯罪,便镇压了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因在道德上根本就无法做到这样的一点:既证明该战争极不道德,又不去鼓励和援助那些拒绝参战的人。

   如若我们接受这些观点,法律家们自会承认,这一些道德观为下面的宪法观论证提供了基础:(a)宪法规定国际条约乃是国内法的组成部分,而美国既是国际条约与公约的缔约国,这些条约和公约规定,异议人士认美国正从事的这一场战争行为属于非法。(b)宪法规定国会必须宣战;而我们在越南的行为是否属于“战争”,东京湾决议案是否算上“宣言”,这一个法律问题,恰正是政府是否做出慎思公开的决定这一道德问题的核心。(c)宪法的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都谴责在负担及分类不够合理的场合,将某一种负担加于特定的公民阶层;如若此种负担确乎并非服务于公共利益,或与其要服务的利益差距甚远,该负担即为不合理。若果如异议人士宣称,我们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荒谬不经,刚愎自用,则我们加于适龄者的义务便不合理,也便是违宪的。(d)无论何种情形,优惠大学学生的差别对待原则都无异于否定了对穷人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而这样的原则乃由宪法予以保证。(e)若是基于宗教而拒绝所有战争与基于道德而拒绝某些战争之间不存在差异,则征兵法所做的区分即流于武断荒谬,从此一立场出发便是违宪的。第一修正案的“确立国教”条款,禁止政府施压以支持有组织的宗教;若征兵法的区分强行将人们导向这一方向,则由此衡量,它同样没有效力。(f)第一修正案也谴责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如若征兵法禁止意图违抗该法律,这便抑制了对此一战争某一类观点的表达,也便剥夺了言论自由。

   那些与之相抵触的原则,即倡导法院不应认征兵法为违宪的观点,同样包含了道德问题。基于所谓“政治问题”说,法院否认其司法管辖权可以及于诸如外交或军事政策等事务,此类决定分配给其它政府部门已经极其适当。植根于这样的学说,审理Coffin、Speck案件的波士顿法院即宣布,它不欲听取有关此次战争合法性的争论。然而最高法院一旦相信有关案件涉及极重大的政治道德问题,且通过政治程序不敷疗治,往往显得不愿拒绝司法管辖权,例如在重新分配议席的案件当中便是如此。如果异议人士是正确的,这场战争和征兵法乃是对某一公民集团极不公正的国家犯罪,则法院应拒绝司法管辖权的观点便会遭到极大的削弱。

   我们还不能由这些观点便得出结论,说征兵法(或其任何部分)属于违宪。当最高法院得到吁请,对此一问题进行裁决时,它驳回了部分要求,并以其属于政治领域为由拒绝考虑另外的一些要求。对这样的结果,多数法律家均表同意。然而,征兵法违宪性的观点至少是貌似有理,而一个律师若有理性又很能干,他多半会认为,总起来讲,较之对立的观点,他们提出的理由才更加有力。若是如此,他便会认为征兵法不合宪法,且绝无法证明他犯了错误。

   因之,在判定应如何对待反对征兵法的异议人士时,我们并不能假设说,他们是在要求一种不服从现行法律的特权。若不去试图回答下一个问题,我们尚无法断定,公平要求对他们进行惩罚——这些问题便是:如果法律不够明晰,如果某公民认为此一法律准许他做某事、而其他人则认为其不准许,此公民该如何行事?诚然,我的意思并不是问,从法律上讲他如何行事才算适当,或他的法律权利(legal rights)何在——那不啻乞灵于未经证明的假定,因这要依赖于他是正当的,抑或他们是正当的。我的意思是要问,作为公民,他恰当的行动方针何在,换言之,我们该认为何谓“遵守游戏规则”。此一问题至关重要,因在他的观点既定的前提下,若他的行为符合我们对他的要求,则对他不予惩罚便算不上不公平。

   并没有什么可以令到绝大多数公民欣然赞同的显明的答案,而这一点本身便足够意味深长。然而,如若我们考查我们的法律体制与实践,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基础性原则和政策。对此一问题,我要提出三个可能的答案,而后我再来试图证明,哪一个与我们的实践与期望最相适合。我要考虑的三种可能性如次:

   (1)假若法律本身便是可疑,因之也便不清楚,它是否准许某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则他应设想最坏的情形,其行动要基于法律不准许他做的假设。他需服从于向他发号施令的行政权威,尽管他会认为该权威是错误的,而如若可能的话,运用政治程序以改变法律。

(2)假若法律本身便是可疑,他可以遵循其自己的判断,这便是指,若他认为法律准许的情形强于不准许的情形,他便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一旦某个权威机构——例如法院——就涉及他或者涉及旁人的案件当中作出了别样的判决,他便再无法遵循他自己的判断。只要达成了制度化的判决,他便必须对  该判决恪守如仪,纵然他会认为其为错误。(自理论上而言,这里的第二种可能性具有颇多的情形。可以说,若此案未曾上诉,则该人的选择便遭任一法院的相反判决所阻止,且此亦包括法律体系当中的最初级法院。我们或可以要求某一级法院或机构的裁定。我要讨论此一第二种可能性最为自由的形式,便是:只要有权裁决此一问题的最高级法院未曾做出相反的裁定——在征兵法的案件当中,此一法院即为美国最高法院——则个人遵循自己的判断使是适当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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