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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公民义务与公民不服从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引言

更新时间:2016-05-23 00:15:03
作者: 何怀宏 (进入专栏)  
所以它是为当局所知的,如拒绝服兵役、拒绝纳税等。它和“公民不服从”的区别在于:

   1.它不是一种诉诸多数的正义感的请愿形式,更少乐观,可能不抱有改变法律和政策的期望。

   2.它不是必然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而可能是建立在那些与宪法秩序不符的宗教原则或其它原则之上的。

   当然,在实际情况中,“公民不服从”与“良心的拒绝”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而且,一个行动可能同时具有这两者的强烈因素。

   对“公民不服从”看来是合理的,或者说可以证明它们是正当的条件,在罗尔斯看来主要有三个:

   1.涉及到作为“公民不服从”所反对的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如果抗议的对象确属实质性的、明显的不正义,那么这种“公民不服从”看来也就是合理的,具体说来,如果所抗议的是平等自由与公平机会原则的被侵犯,那么这种侵犯是比较严重、并且好鉴别的,而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原则,其是否被侵犯却不易判断。所以,对平等自由原则的侵犯是“公民不服从”的较合适对象,较易得到证明。

   2.假设对政治多数的正常呼吁已经真诚地做过了,但是没有取得效果,法律纠正手段业已证明无效。

   3.在某些环境里,正义的自然义务可能要求对公民不服从的范围施加某种限制,使由几个少数实行的“公民不服从”不致导致严重的无秩序状态,破坏对法律和宪法的尊重,从而产生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幸的后果,因此,可能需要一个由若干少数构成的合作的政治联合体来调节反抗的总体水平。各个欲抗议的少数可能有必要约束自己,而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进人“公民不服从”的行动。

   罗尔斯认为,按照上述用来证明“公民不服从”的三个条件,一个人一般就拥有通过“公民不服从”来提出上诉的权利。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行使这一权利是否明智和审慎的问题,这就要依赖于我们对具体情况的道德判断力,还有战略策略的问题,也都依赖于每个事例的环境。

   罗尔斯没有在上述证明中提及公平原则,而是认为正义的自然义务是我们同一个宪法制度的政治纽带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处于较不利政治地位的少数一般不负有那种公平原则所要求的政治职责。但是,这并不是说公平原则就不在参加“公民不服从”抗议运动的人们那里产生某些重要的职责,就像在私人交往中一样,凡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也都要相互承担责任,当他们推进他们的事业时,忠诚和诚实的约束也还是要在他们中间确立起来。

   最后,罗尔斯谈到“公民不服从”的作用,这时他再一次强调,他所说的“公民不服从”只适用于一种具有民主政治形式的社会,而不适用于其它社会。因为,“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诉诸多数的正义感的呼吁形式,其力量有赖于把社会看做一种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自愿合作的体系的民主观念,如果在君权被看做神授的社会里,那么这一社会中的臣民就只有恳求的权利,他们只可以申诉自己的理由,而如果君主拒绝他们的请求的话,他们只能服从。不服从将是对最终的、合法的道德(不只是法律的)权威的反叛。“这不是说君主不会犯错误,而只是说,这种境况不是臣民能纠正错误的境况。”但只要我们把社会解释为一个平等人之间的合作体系,那些遭受严重不正义的受害者就毋须服从。具有适当限制和健全判断的“公民不服从”有助于维护和加强正义制度,它通过纠正对正义的偏离,把稳定性引入一个接近正义的社会之中。

   罗尔斯特别强调关于“公民不服从”的宪法理论只依赖于一种正义观,他认为,虽然公民不服从者经常是根据某些宗教或和平主义的观念而行动的,但把这些观念与“公民不服从”联系起来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形式的政治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诉诸共同体的正义感的方式,一种诉诸平等人中间已确认的合作原则的方式。作为一种对公民生活的道德基础的诉诸,它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宗教行为,它建立在一些要求人们互相尊重的常识性的正义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宗教信仰和爱的确认上(这些信仰和爱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接受它们)。在此,罗尔斯显然只是想从政治角度考虑从甘地一直到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仅仅把问题追溯到作为立宪的民主政体的道德基础(正义原则)为止,尽管那些非政治性的宗教观念并不是没有效力的,甚至是更能激励人的,但它们却不一定能够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接受,所以,“公民不服从”理论需要建立在一个更广泛、更普遍的基础之上。

   现代立宪政体是以法律为至上的,“公民不服从”虽然是违法行为,但还是通过公开、和平以及甘受惩罚表达了对法律的忠诚,它诉诸的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多数人的正义感。因此,它必须以一种法律至上的立宪制度和平等自由的公认正义观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前提环境,“公民不服从”是否明智就是相当成问题的,不服从就可能遭到更强烈的压制。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在某种相当高的程度上是由正义感控制的社会中,正当的“公民不服从”通常才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抗议形式。只有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才不会采取在其它社会中可能采取的无情手段。无论如何,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一个由集团利己主义推动的社会里发动“公民不服从”的条件是不存在的。“公民不服从”一般只适用于民主、法治的社会。

   然而,即使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里,诉诸“公民不服从”仍然有一定的危险性。确实,要由每个人自己来做出决定:是否发动或参加“公民不服从”,公民都是有自决权的。但他们应当总是要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或把受谴责的负担转嫁给他人。如果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应当服从法律,这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原则一般都导致这一结论。确实,在一个接近正义的状态中,如果缺少一些强有力的相反理由的话,那就一般都宜选择服从。因为个人许多自由、合理的决定都与一个有序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公民虽然有这方面的自决权,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律和负责地行动,一个公民必须诉诸一些构成宪法基础并指导解释宪法的政治原则,评价这些原则应怎样运用到现在环境中去,虽然他还是可能犯错误,但这样他就不是随心所欲行动的,他经过了他的审慎考虑。所有能够审慎考虑的人都是决定者,每个人都要依赖于自己对正义原则的解释和判断并对之负责,对这些原则不可能有任何法律的或全社会公认的解释,甚至一个最高法庭或立法机构也不可能做出这种解释。最高的上诉法庭不是法院,不是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而是全体选民。“公民不服从”以一种特殊方式诉诸这个整体,只要在公民的正义现中有一种充分有效的一致性,并且发起“公民不服从”的上述条件受到尊重,我们就不会有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已经含有这样的设定:即当各种基本政治自由得到维护时,人们就能获得这种对正义观的共识和尊重这些限制条件。

   二、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

   有关“公民不服从”的历史文选,一般都把柏拉图对话中的《克里托》篇列为首篇,其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在狱中与克里托的对话,在雅典501人组成的大陪审团不公正地判决苏格拉底死刑之后,苏格拉底的一些朋友做好了安排让他越狱逃往他乡。苏格拉底告诉克里托,他必须首先考虑朋友们的这种担忧是否有正当理由,若无正当理由,则这一热忱越强烈,他反而越难从命。而且,在考虑这种正当理由时,不直受他人意见的左右和公众舆论的影响。苏格拉底实在是不太信任公众舆论,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大多数人的想法呢?他的死刑判决也是一种多数裁决,不管其如何实质地不正义,但程序上完全是合乎法律的。

   至于理由的根据,苏格拉底说要根据“人真正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活得好就意味着活得高尚、正直”这一观点来考虑不经官方开释而逃离监狱是否正当,而不能把普通人看重的费用、名声和抚养孩子等种种功利的考虑作为依据,他认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包括被冤枉时,都不应该做坏事,不应该以冤报冤,以恶报恶,以牙还牙,即便只有少数人能这样看问题也是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经国家的同意擅自离狱,是不是在伤害国家,破坏法律呢?苏格拉底想象雅典的法律会这样问他:“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布的法律判决没有它的威慑力,可以为私人随意取消和破坏,你以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而不被推翻吗?”如果我说受了冤枉,对我的判决是错误的,法律会回答说:“难道不是我们给了你生命吗?不是通过我们,你父母才得以结婚和养育了你吗?”“既然你由于法律的保护才得以出生,受到抚养和教育,你能否认你首先是我们的孩子和仆人吗?你的祖先不也和你一样吗?如果承认这一点,你是否认为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东西对你来说也同样合理?你是否认为无论我们对你做了什么,你的报复都是不正当的?你同你的父亲、你的主人不可能有平等的权利,……当他们骂你时你不能还嘴,当他们打你对你不能还手,在其它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也是这样。”而且,“比起你父母和你其他祖先来说,你的国家更为尊贵,更为可敬,更为神圣,它受到众神和所有有理智的人的尊敬。”如果你不能说服份的母邦,你就应该按它的命令行事,忍耐地服从它加于你的任何惩罚。……你绝不能后退,不能逃避,不能背弃你的职责。

   必须服从即便是我们看来不公正、冤枉了我们的法律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雅典法律公开宣布了这样一个原则:任何雅典人到了成年,认清了雅典国家政治组织和法律的性质,如果不满意的话,都可以带着他的财产迁居到他愿去的任何地方。这样,在苏格拉底看来,法律既然给了他这种选择的权利,而他在七十年的生涯中,并没有选择去往其它希腊城邦或海外城邦,并且享受雅典法律带给他的秩序、安宁、自由和利益,就说明他实际上已经与雅典的法律订立了一项契约,做出了一种承诺,这种契约和承诺并不是由于被迫或误解而订立的,那么,现在当同一个法律的判决不利于自己时,怎么就可以背信弃约地逃跑呢?这样做就不是像一个公民那样生活了,而是简直像一个最低贱的人。

   所以,苏格拉底觉得法律的声音在这样对他说:

   “苏格拉底,请接受我们——你的保护人的劝告,不要更多地考虑你的孩子们,你的生命或其他俗务,只要考虑一件事,那就是什么是正义。这样,当你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的法官面前,你可以以这点来为自己辩护。显然,如果你逃跑了,在这个世界上,你和你朋友们的境遇都会由此而变坏,因为你们失去了正直的品格,玷污了纯洁的良心;当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你也不会得到好的报应。你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你并不是我们法律的错误的牺牲品,而是你的同胞们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你以不光彩的方式逃离这个地方,以冤报冤,以罪还罪,破坏与我们订立的契约,伤害了你最不应伤害的——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以及我们法律——那么,你生前将遭到我们的憎恨,死后,当那个世界的法律知道了你企图伤害我们——他们的兄弟,他们也就不会友好地对待你。所以,不要听克里托的劝告,按我们的劝告去做吧。”

   苏格拉底觉得法律的这些话就像是神的声音一样,他不能不听从这一声音,不能不按照神的旨意行事。

   苏格拉底所给出的理由不是“公民不服从”的理由,而是即便在遭受到来自法律的不公正判决时仍然要服从法律的理由。法律作为普遍的理性原则不容有例外,即便只是一次逃避也是对法律整体的伤害。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不能像一个“逃票乘客”(free rider)一样,当法律有利于他时,就履行它,当法律不利于他时,就逃避或破坏它。哪怕只有一次逃避也不行,因为这整个立论是建立在原则而非效果之上的,按照原则,就是说每个人的行为都在为所有其他人立法,当他这样做时他也认为别人可以在类似的情况下同样这样做。而如果每个人按照原则都可以这样对待法律,那无疑就是法律的破产和国家的沦亡。这一点苏格拉底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他说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做正当的事,即使在他遭受冤屈的时候,在此守法的论据是从道德正当的论据引申过来的。

苏格拉底的处境看来是一个根本就无法尝试进行公民不服从的处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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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何怀宏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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