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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彤:公民抗命:从哲学到政治

更新时间:2016-05-23 00:06:06
作者: 徐一彤  
因为履行社会责任本身显然是一种道德要求,但“审时度势”的策略考量显然也是这一道德要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民抗命”的问题不再只是作为“违法行为”的一部分而受到纯粹的道德审判与正名,而是作为推进社会公平合作的手段,与其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一道,接受更具实用性的“是否恰当”的考量。

   在讨论“向前看”的道德视野时,萨博并没有否认历史与现状的作用。萨博认为,判断一场抗命运动的目标是否有参与更公平社会协作的潜力(亦即有没有实质希望通过“公民抗命”劝导压迫者改过自新),历史与现状显然是很重要的。在这里,萨博强调的并不只是历史或现行不正义行径的严重性,也在于压迫者内部的道德情操:当压迫者本身有可能认同公平合作作为政治生活的常规基础时,一场合乎情理的“公民抗命”也就具备了一个必要条件。对此,萨博举了20世纪初英国女性普选权运动的例子:当男性公民已经实行了平等的民主权利时,女性选举权运动家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男女普选的目标不需要通过一场颠覆男性政权的革命,而只需要通过更温和的非暴力抗命活动就能达成。在诸如此类的情境之下,“公民抗命”往往是相比起其他更温和或更激进的手段而言,最为妥当的选择。

   当然,萨博的案例可能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情境:想要察知压迫者是否真的具有那种促进社会合作的道德情操,在大多数场合下,尤其是在当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鉴于抗命目标有可能表现得反复无常(既有在形势宽松时突然收紧的威权,也有在紧张时刻有所放松的韧性),而抗命运动从动员到筹划、组织乃至最终决策和执行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一场运动的恰当与否往往一言难尽;更何况,“公民抗命”的目标是谁、其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又想要传达给谁(亦即,“公民抗命”所想要感召的社会主体是什么),这在各种身份认同、文化价值与政治立场交相错杂的当今社会,也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复杂的因素,显然也影响着一场抗命运动的合理性与恰当性,甚至令一场出于好意的政治运动因时机不当而事与愿违,对社会造成一定副作用。这种副作用恐怕不能单纯靠一些单纯的解决方案,如简单拒绝或拥护某项政策、简单支持或反对某场抗命来治愈,而必须依靠更长远的、更有建设性的协商与对话来弥合(至于这种协商对话的前提是什么,可以另行计议)。在为投票箱和计票器而振臂高呼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一张不是用来谈判,而是用来沟通的圆桌。

  

   资料来源

   Lyons, D. (1998). Moral judgment, historical reality,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7(1), 31-49.

   Rawls, J.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bl, A. (2001). Looking Forward to Justice: Rawlsian Civil Disobedience and its Non‐Rawlsian Less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9(3), 30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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