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词学研究，大约经历了奠基、定型两个阶段；后半期则经历了新变和发展 两个阶段。本文主要论述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

一、奠基

　　 20世纪的头30年，是词学学科的奠基时期，也是词学研究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时 期。

　　 所谓奠基，一是确立了词体的文学地位。

　　 尊诗抑词，是宋以来的传统观念。虽然在清代有过“尊体”之论，但诗尊词卑的观念并未 彻底改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就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 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同书卷一九八《集部•词曲类叙》又说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 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 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四库馆臣虽然 没有把词完全排斥在“文苑”之外，但仍视词体为文学的“闰余”、“末派”和“附庸”。

　　 至20世纪初，词体的文学地位也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一度将 词体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如1910年出版的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评述宋代文学，只谈 宋诗而不谈宋词。差不多同时问世的黄人所著《中国文学史》，也只涉及“两宋诗”，而无 视词的存在。郑振铎曾批评过世纪初期文学史家的这一偏狭而陈旧的文学史观，他在《插图 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说，“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根据了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 最显著的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 ’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还撇开了词不谈， 以为这是小道。”（《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7页）

　　 直到1914年，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初版），开始将词体纳入到文学史中， 评述了唐五代“词学之兴起”，宋代“词之昌盛”，元明时期“词之就衰”，清代“词之复 盛”。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也随后叙及了唐五代“词学之发展 ”、两宋“词学之极盛”和清代“词学之复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有专 章论述“五代词曲之盛”和“词体之变迁”。从此，词体才逐渐被文学史家认同、接纳为文 学大家族中的一员。这以后，无论是通代文学史，还是断代文学史，抑或是分类分体文学史 （如韵文史等），都或详或略地论述到词体的特性与成就、发展与演变。

　　 而最终在理论形态上确立词体的文学地位的，是王国维和胡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 序》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史观：“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 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将宋词与唐诗相提 并论，从文学进化的角度确立了宋词代表赵宋一代文学成就的最高地位。胡适则进一步把词 的文学地位提高到诗、文之上。他在1922年所撰《南宋的白话词》（《晨报副刊》1922年12 月1日）一文中，把词看作是白话文学的代表，认为宋词和元曲、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 超过了正统文学的诗、文。词体之尊，至此达到极致。

　　 与王、胡二氏的理论主张相呼应的，是胡云翼的有关词学研究著作。胡云翼在1926年出版 的《宋词研究》中也明确宣称：“词的发达、极盛、变迁种种状态，完全形成于有宋一代。 ”“这种词是富有创造性的，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特色。所以我们说宋词是时代的文 学。”（成都，巴蜀书社，1989，第4—5页）此后，词与词学，已不再是处在文学与文学研究 的边缘，而进入到文学研究的中心地带。现代词学研究成为专门之学，观念上即由此得到确 认。

　　 二是构建了新的词史观。自宋以来，词学批评、研究者都曾注意到词史、特别是宋代词史 的发展变化。早在南宋，词人汪莘(1155—1227)在《方壶诗余•自序》中就提出过宋词三变 之说。到了清代，或将宋词分为北宋、南宋两段，或仿唐诗的分期将宋词分为初、盛、中、 晚四期（参钱建状、王秀林《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评》，《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 武汉出版社，2000）。但无论哪一种分期，都是散点式的说明，即每一时期都是举一两个或 几个作家为例，而缺乏线性的系统描述，未能具体说明宋词发展演变的过程和每一发展阶段 的具体状况。

　　 受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这时期的词学研究，不仅注意到词史线性的描述，还注意对 词史横断面的把握。词史观发生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变化，即不仅注意从历时性的角度 论述词史的发展演变，也注意从共时性的角度分类描述宋词的概貌。1925年胡云翼在《宋词 研究•自序》中，明确地说明他“著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想将宋词成功地组织化、系统化的 一种著作”，让读者知道“宋词发展和变迁的状态”。书中对宋词的分类，确实是颇具系统 性的。且看其“简单明了的分类表”：

　　 这种分类，现在看来，不免机械和简单，但在20世纪的20年代，这种分类的系统性已经明 显体现出一种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较之古人随机性、印象式、散点式的评点，无疑是一种 巨大的飞跃和划时代的进步。虽然胡云翼在书中未能切实地描述出“宋词发展和变迁的状态 ”，但他有这种明确的词史意识，在观念上为此后的词史研究开拓了方向。

　　 当时最具宏观眼光、最具开创性的词史观，应当是胡适的“三段论”。1926年胡适在其《 词选•序》中把唐宋到清末的千余年的词史分为三大时期，即所谓“词的自然演变时期”、 “曲子时期”和“模仿填词的时期”。又把第一时期的唐宋词史分成三个段落：“歌者的词 、诗人的词、词匠的词。”这种分期，虽然未必完全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状况，但他注意从 词人身份和创作功能的变迁去探求词史自身的发展过程，而且力图打破依据朝代政治更迭分 期的传统模式，在方法论上是极具启示性的。此后的文学史或词史著作，无论是把唐宋词史 分成几个时期，在研究方法上都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到胡适这种分期方法的影响， 都注意从词体自身特质的变化去寻绎词史发展演变的过程。1929年谭正璧所著《中国文学进 化史》论唐宋词的发展，就完全采用了胡适“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的三段论。

　　 三是奠定了词集校勘学的基础，整理出版了词学研究的基本文献。要进行词学研究，必须 有相应的词集文献作基础。20世纪初年，词学研究的先驱者在词集文献的整理校勘方面做了 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一是丛刻词集。先是吴昌绶在1911—1917年陆续刻印了《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十七种》， 陶湘继之在1917—1923年辑刻了《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二十三种》。1924年陶氏又将二 书汇印为《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全书（含《补编》）收宋金元明词集43种，其中宋词别集 23种，所用底本都是宋金元明四代的原椠精抄本，保存了不少世间罕见善本的真实原貌。其 中所录宋词，几乎全是宋人刻本，又请名手雕椠，影写上版，使人得以窥见宋刻风采。其版 本校勘价值，几乎可与原刻比肩。

　　 与此同时，朱孝臧又辑刻成规模更大的《彊村丛书》（1917初版）。《彊村丛书》收录唐 宋 金元词集173种，其中宋词别集112种。收词之富，远胜于明代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晚 清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和吴昌绶、陶湘递辑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堪称集明清以 来词籍校勘之大成，不仅为宋词及整个词学研究提供了完善的文本依据，而且奠定了现代词 籍校勘学的基础。朱氏校勘，既校订字句错讹，又考订词作真伪，有可疑而无确证者，仍依 旧保留；有确证为伪作者则删而不录；尤致力于词律的校订，“宫调旁谱之属，莫不悉心校 定”（曹元忠《彊村丛书序》），为后来词集的校勘提供了完善的范式。故龙榆生《词学 研究之商榷》评价说：“光绪间，临桂王鹏运与归安朱彊村先生合校《梦窗词集》，创立 五例，藉为程期，于是言词者始有校勘之学。其后《彊村丛书》出，精审加于毛、王诸本 之上，为治词学者所宗。”

　　 二是辑佚。朱孝臧的《彊村丛书》，除辑刻词集之外，还注意搜补遗佚。所据底本收词不 全的，就据群书辑录，以增补遗佚。朱氏自行补遗者就有7种。与朱氏同时而略早，王国维 也作过词作的辑佚。1908年夏到次年初，王氏先后辑录了“花间”词人及韩偓、李璟、李 煜等唐五代21家的684首词作，题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但辑录范围不广，仅限于《 花间集》、《尊前集》等五、六种总集和两三种诗词别集，真伪莫辨之病也未尽免。然各卷 之后，附有跋语，简介作者生平，列举载录其词的有关文献，并说明辑录的依据，尚不无参 考价值。稍后，刘毓盘辑有《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1925年北京大学排印本） ，虽然时人批评“其弊不仅在所见材料之少，而在真伪不分，校勘不精，出处不明，使人读 之如坠五里雾中”；“卷后附跋，亦泥沙俱下，纰谬时见”（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 但大辂椎轮，辑铁草创之功仍不可掩。

　　 四是建立了词人生平事迹研究的基本模式，考订了有关词人的生平事迹。对词人生平事迹 的考订，最主要的是年谱和传记这两种体例、形式。而这两种形式在20世纪初年都已出现。 如冯沅君的《张玉田：年谱及家世及词学》（北平朴社，1928）、李洽衷的《李易安年谱》（ 北京明社出版社，1929）和辛梅臣编、龙沐勋订补的《辛稼轩年谱》（铅印本，1929）。虽然 这几种年谱被后来居上之作所替代，但毕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此时最值得称道的有关词人生平事迹考订的成果，是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此书搜 罗繁富，又求真证伪，考辨精审，史论结合，极具方法论的意义，为后来词人生平的研究开 辟了门径、提供了范例。30年代夏承焘撰《唐宋词人年谱》，在体例、结构上就深受《清真 先生遗事》的影响。

　　 这时期的词学研究，也具有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词学研究逐渐由传统的著述方式向现代的系统论述方式过渡和转型。这时期的词学批 评仍以传统的词话为主体。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为20世纪的词学研 究建立了一种新的批评标准。但他所使用的语言和文本形式还是传统的文言和传统的词话体 ，而不是现代的白话和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论著。从这时期出版的有关词学著作总数来看 ，属于传统的占了绝大多数。1900—1929年共出版专门的词学书籍42种，其中20种是重印、 辑刻前人（宋至清人）词集、词谱、词韵、词话著作，另有14种是当时撰著的词话和编选的词 作选本、词作词话的笺注本。只有8种是属于现代词学研究的学术专著。这8种是：谢无量《 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18）、徐敬修《词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胡云翼《 宋词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26）、刘坡公《学词百法》（上海世界书局，1928）；胡云翼《 李清照及其漱玉词》（上海亚细亚书局，1928）、冯沅君《张玉田：年谱及家世及词学》（北 平朴社，1928）、李洽衷《李易安年谱》（北京明社出版社，1929）、辛梅臣《辛稼轩年谱》（ 铅印本，1929）。其中最有开创性、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词学研究专著是胡云翼的《宋词研 究》(1926)。著者第一次以现代的眼光、新的文学观念、有条理的系统的著述方式概略描 述了宋词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宋词的特点和利病得失。这是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转型的一 部 标志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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