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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鹏:20世纪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

更新时间:2016-05-21 23:48:44
作者: 王兆鹏 (进入专栏)  
二、词学研究的对象含混不清,新旧观念并陈,“词学”与“学词”没有分清界限。“学 词”是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词学”是对词体文学进行学术研究。20世纪以前的词学批评 ,主要是立足于学词,即针对词的创作而提出相应的理论主张和具体作法,为“学词”指示 门径。20世纪以来的“词学”,则主要是着眼于词体文学的学术研究。但在20世纪的头30年 ,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词学”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学词”与“词学”互相混淆。当时 的“词学”,至少包含三层含义:即词体之学(含词的体制、声韵等形式特征)、词史之学( 词作的发展过程)和作词之学(具体作法)。这三种含义常常是混淆使用,如曾毅《中国文学 史》(1915)所言唐五代“词学之发展”、两宋“词学之极盛”的“词学”,其实是讲“词史 ”,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的“词学”。1918年谢无量出版的《词学 指南》,虽以“词学”为名,但实际上是“学词”、作词指南,而不是“词学”研究指南。 稍后徐敬修的《词学常识》、刘坡公的《学词百法》也都是讲授“学词”之法。概念的含混 ,体现了当时词学观念的模糊、词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

  

二、定型

   30—40年代,是词学研究的定型时期。

   首先是在观念上确定了词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学词”与“词学”已判然分界,词学研 究的对象、范围逐渐得到确定和认同。1930年胡云翼在《词学ABC》一书中直接宣称:“我 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并将词学研究的范围设计为四个方面:一是词的定 义与诗;二是从诗到词演变的途径和原因;三是词的起源;四是词的发展历史。胡氏对词学 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设定,虽然不全面,但在理论和观念上已明确将“词学”和“学词”划清 界限,却是了不起的进步。

   1933年龙榆生发表《词学研究之商榷》,具体地阐述了词学研究的性质和对象:“取唐宋 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 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并将词学研究的范围分为 “图谱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 ”等六个方面。这种分类虽然还有待进一步修正完善,但龙氏此文所反映的明确的理论意识 和词学观念,可以说是现代词学研究作为专门之学正式确立的理论标志。而同年创刊的《词 学季刊》,则是现代词学研究正式定型之后一个固定的理论阵地。《词学季刊》在推动词学 研究和造就词学研究专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该刊的三大主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圭 璋,后来都成为20世纪贡献最大的词学家。

   其次是在实践上,确立了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在词学的文献学、历史学、文艺学研究的 各个层面上都有重大的进展,并取得了坚实的成果,甚至出现了不少经典性的著作。

   词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最丰厚。尤其是词总集的编纂,更是成就空前。其中林大椿的 《唐五代词》(1933)辑录词人81家、词作1147首,是继《全唐诗》之后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 型结集。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打破了《全唐诗》等断代总集以帝王 居首、女流方外殿后的传统惯例。但未收敦煌词,则是一大憾事。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 词》(1931)辑录宋词别集56种,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 (1937)搜集宋词别集27种,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而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则集诸家 之大成,成一代之巨制,校录词人1400多家,词作2万余首。作为一代总集,《全宋词》不 仅注意校勘字句的正误,更注重对作品真伪的考订,其中考出互见词作600多首,互见词主 涉及唐五代宋金元明词人1000余人(次)。这是历代诗文词总集前所未有的创举。唐圭璋搜集 编纂的《词话丛编》(1934),也为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料。赵尊岳辑刻 的《惜阴堂明词汇刊》(1936),收明词268种,是明清以来汇刻明词规模最大的一种。陈乃 乾辑刻的《清名家词》(1937),收录清人词集100家135种。《唐五代词》、《全宋词》、《 惜阴堂明词汇刊》、《清名家词》和《词话丛编》等巨制,完整地构筑起20世纪词学研究的 基础工程。

   词集的校勘笺注,也有相当可观的成果。华连圃的《花间集注》(1935)和李冰若的《花间 集评注》(1935)各具特色。《花间集注》着力于注,不仅注语词、典故,还时常注明题旨与 作法。《花间集评注》则致力于评,尤其是注者李冰若自己以《栩庄漫记》的名义撰写的19 6则评语,见解独到精辟,颇为学者所重,屡见征引。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 荟萃诸本,参究得失,辨别真伪,考校精密;既笺证词作本事,又备录历代词话评论资料, 并附词主年表,开创了词集笺注辑评的新体式。赵尊岳说此书不仅对治“二主之词,多所启 益,即就其体式以治他家,亦无不厘然有当”(《南唐二主词汇笺序》)。陈秋帆的《阳春集 笺》(1933)也颇有特色。宋人东坡、淮海、稼轩、白石、梦窗诸家词也都有笺注本,其中龙 榆生的《东坡乐府笺》(1936),为编年笺注体,在朱祖谋笺注本的基础上多有创获;杨铁夫 的《梦窗词全集笺释》(1936)几经增订,历数年功夫始成此书,虽然误注误解处不少,但至 今仍是唯一可参考的梦窗词全注本。

   词集版本与目录,“所以示学者以从入之途,于事为至要”(龙榆生《词学研究之商榷》, 《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1934)。此期词集的版本目录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唐圭璋的 《宋词版本考》(1940),是第一篇系统研究宋词目录的专论。此文辑录宋词别集197家,版 本1714种,另附有词集而久佚的106家。今传与已佚的303种词别集的版本目录,初备于斯。 开创之功,前无古人。唐圭璋的《〈全宋词〉跋尾》和《跋尾续编》(1935)、赵尊岳的《词 集提要》(连载于《词学季刊》)考辨版本源流和各本优劣,也是词集版本之学的力作。

   历史学的研究,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词人生平事迹的实证考据,一是词史的宏观研究。在 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方面,夏承焘所撰韦庄、冯延巳、南唐二主、张先、二晏、贺铸、周密 等人的年谱和邓广铭的《辛稼轩先生年谱》(1947),都是考证精审的经典性著作,至今仍为 学者所重。其考订的科学性、资料的翔实性,都超过了前一阶段同类型的著作。唐圭璋的《 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1934),较之《历代诗余》之《词人姓氏》,更科学而严谨。梁启超 的《辛稼轩先生年谱》(1936)、郑骞的《辛稼轩先生年谱》(1938)和颜虚心的《陈龙川先生 年谱长编》(1940),虽精审有所不迨,但也不无创获。

   词史的研究,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突破,改变了上一阶段词史研究滞后、冷清的局面。 断代词史、通代词史,竞相问世,蔚为大观,通代词史,有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 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和《中国词史大纲》(1933)等。这些 词史著作虽然论述还比较简略,但基本上勾画出了中国词史发展变迁的大致脉络。吴梅的《 词学通论》(1933),虽非词史专著,但其中有关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词的概论四章,评词论 人,精义时见。薛励若的《宋词通论》(1937),更是一部有特色有创见的宋代词史专著。著 者力图揭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注意考察词风承传与转变的过程,以近似 于“学案体”的方式,清晰地描述出两宋词史的历程。其切入的视角与研究方法,至今仍有 启示性。

   历史观的变化,则是此期两宋词史研究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第一是部分研究者已打破了传统的将宋词分为南、北宋两大时段的二分法界限,而注意根 据词史自身的实际来对宋词进行新的分期。龙榆生的著名论文《两宋词风转变论》(1934)和 薛砺若的专著《宋词通论》都将宋词分为六个阶段来观照,这两家分期的原则、角度虽不相 同,但在打破南、北宋二分法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第二是研究者已不再是封闭性地论述词史自身的发展变化,而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学术眼光 ,结合时代背景、文化环境来考察词史发展变化的历史动因。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曾 明确指出,“两宋词风转变之由,各有其时代与环境之关系”,“既非‘婉约’、‘豪放’ 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南北宋亦自因时因地,而异其作风”(《词学 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934)。这代表着当时学者们理论上的自觉。

   第三是在实际操作中更注重词史发展过程的链条式的把握,而不再是粗线条的勾画。胡适1 926年在《词选》序中将唐宋词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其宏观的构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只 是感悟式的判断,缺乏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而到了30年代,词史的发展进程已得到细密深入 的揭示。龙榆生的《两宋词风转变论》将宋词分为“南唐词风在北宋之滋长”、“教坊新曲 促进慢词之发展”、“曲子律之解放与词体之日尊”、“大晟府之建立与典型词派之构成” 、“南宋国势之衰微与豪放词派之发展”、“文士制曲与典雅派之昌盛”六个阶段。这六个 阶段,一环扣一环,既注意到时代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也注意到词体自身的渊源与 因革;既注意到词史历时性的发展变迁,也注意到共时性的群体、流派的形成与演变。这篇 论文,奠定了宋代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此后对两宋词史的论述,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 接地受到此文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眼光移向当时整个文学史研究的相关著作,看看当时文学史家对唐宋词史的研 究,更能看出30—40年代词史研究的蓬勃兴盛的新气象,也更能看清当时词学研究者所处 的学术背景,了解词学研究者怎样在当时的学术思潮的推动下从事词史研究。

   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无不论述唐宋词的发展变迁。由于有些文学史家的历史观 念更自觉而明确,因而更注重具体描述文学“进展的历史”。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 文学史•自序》中曾明确宣称:“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中国文学的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 展的历史。”郑氏还强调要打破“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的传统做法,而依从 “文学史上的自然进展的趋势”来描述中国文学史的进展。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 史》中世卷中篇第一册就依宋词的“自然进展”将宋词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柳永以前 , 词风是清隽质朴;第二时期是柳永、苏轼等的创造时期,词风是奔放雄奇;第三个时期是 周邦彦等人的深造时期,词风是清丽婉美;第四个时期是辛弃疾等人的奔放时期,词风尚慷 慨雄豪;第五个时期是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改进时期,词风是精雕细磨;第六个时期是张炎 、王沂孙等人的雅正时期,词风尚典雅合法。郑氏的分期,着眼于词人创作精神和词坛风气 的变化,比较切实地把握到了宋词“自然进展”的历程。如果说此前胡适有关唐宋词发展演 变的三分法是“主观”感悟式的把握,那么,郑氏的分期就是相对“客观”实证性的论述, 因而郑氏的分期论,在当时影响更大。龙榆生对宋词的分期,就受到郑氏分期方法的影响( 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1934]中也是将宋词分为六个时期,与郑振铎的分期方法基本相同 ,只是两人在分期的时段上稍有不同,对每个时期的特点的表述也略有差异。而《中国韵文 史》所列参考书目,就有郑氏《中国文学史》,可见龙氏是参考过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 的)。

分期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宋词的发展历程进行描述,而对宋词流派的划分则是从共时性的 角 度把握宋词的发展概貌。这时期的文学史著作也很注重对宋词流派的探讨。如陆侃如、冯沅 君的《中国诗史》(1931)和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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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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