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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 马慎萧: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

更新时间:2016-05-17 11:28:28
作者: 张晨   马慎萧  
这一失败导致了利润率的全面下降,从而促使了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结束,并引发了以“滞胀”为特征的长期萧条。

   SSA学派对“滞胀”危机原因的理解或许并未明确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根本原因,例如有学者基于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将“滞胀”的根本原因理解为劳资矛盾,即“工资挤压利润”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是资本间特别是不同国家资本间竞争的强化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但是,作为对于“滞胀”危机的应对方案,着手处理资本在上述三个维度的失败,同时在上述三个维度展开“反击”,从而“修复”利润率使资本积累重新活跃起来,促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无疑是资本集团最现实、最全面的选项。而新自由主义则正是这样的方案。首先,在资本—劳动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通过打击工会、减少福利、创造失业等手段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例如,新自由主义者宣称,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因而劳动力市场并未“市场化”,从而造成了效率损失,故应限制工会并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另外,他们宣称,长期施行的充分就业政策导致了工资缺乏弹性,而里根政府“休克疗法”式的紧缩则通过创造失业的方式“重建”了产业后备军,从而限制了工资水平。结果是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0年代末到1995年持续下降,而在同期,劳动生产率则是持续提升的。(11)其次,在资本—国家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通过强调私有财产和企业自由的方式,逆转了政府在凯恩斯主义时代干预经济的合法性,不仅使资本的权力大幅增强,而且使资本和国家间的收入分配有利于资本。例如,卡特政府采纳了“货币主义”作为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事实上放弃了政府的货币政策权;里根政府利用“拉弗曲线”理论为“减税”辩护,缩减了财政政策的空间,而一系列去管制政策,则为企业全面“松绑”。最后,在资本间关系,特别是不同国家资本间竞争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则主张通过汇率调整的方式直接改善本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例如,新自由主义者通过宣扬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和反操控,最终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和德国的货币升值,从而直接提高了本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因此,新自由主义方案可以看做是通过全面调整资本—劳动关系、资本—国家关系以及资本间竞争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在70年代所面临的由于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一组经济社会政策停滞和危机,其实质是通过重建资本在社会经济各条战线上的统治性权力的右翼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方案所要解决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即工人阶级、罗斯福主义的国家及社会,以及与其他国家资本间关系的问题。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方案中,我们并未观察到旨在调整资本集团内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关系的内容,而后者则是金融化的主要含义。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方案中,资本集团是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在与其他社会集团斗争的“战线”上的,其方案本身并不体现出金融资本的所谓“主导性”,也并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方案是以恢复金融资本的统治性地位为主要目的的”。如果非要在新自由主义方案中区分出“主导权”,那么似乎更应是产业资本而非金融资本,因为从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目的是恢复产业资本下降了的利润率水平,无论是打击工会、降低税率、去管制,还是通过汇率调整改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都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三、金融化是如何发生的?

   左翼学者对于“金融化”这一概念的表述也有很多种,排除一些现象性的描述,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每月评论派的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12)法国学者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将金融化视为“二战后一度被削弱和压制的金融资本的霸权力量的恢复”;(13)格莱塔•R•克里普纳则依据阿瑞吉的启发,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模式,在该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14)爱泼斯坦的表述则更具概括性,他将金融化界定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15)但是,这些关于“金融化”表述并不存在太大差异,容易达成的共识是:产业部门或产业资本与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有着不同的性质和运行规律,而金融化意味着在量的方面,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份额;在质的方面,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占据主导性地位。

   因此,金融化的实质可以被理解为资本内部不同资本集团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即金融资本地位相对上升,而产业资本地位则相对下降。这种资本集团关系的变化在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杜梅尼尔和莱维将19世纪末出现的金融化称之为第一个金融霸权时期,而当前的金融化则被他们称之为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在两个时期之间,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其他管制政策,金融资本的力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削弱。那么,在当前的金融化历程中,金融资本是如何才得以摆脱限制重新获得统治性地位的呢?换句话说,金融化进程需要哪些制度性条件的变化作为基础呢?

   一方面,金融化强烈依赖金融业的去管制进程。在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金融化曾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因此,在战后“受调节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中受到了一系列政策的限制,从而将金融机构的职能较为严格地限制在为产业资本提供服务的领域。“大萧条”之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了一系列金融法案,如银行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联邦储备法、国民银行法案等,其基本精神是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马丁•沃尔夫森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他认为,这些制度虽然是“大萧条”的产物,但却在战后美国的新环境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中关键的制度创新包括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离、禁止向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联邦储备保险公司的创立,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创立。(16)如果不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融机构被严格管制的体制,金融资本地位的上升及金融统治绝无可能建立起来。因此,金融化的发生需要以金融业的去管制为条件。在诸多金融业管制条件中,有两项制度是决定性的:其一是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制度。这项制度通常被认为至关重要,因为其创造了分离但稳定的金融环境,限制了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活动。因为如果商业银行不具备直接投资的功能,其就只能充当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中介机构,难以实现金融统治;而投资银行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与商业银行的隔离,也限制了其资金规模。大卫•科茨认识到,“金融部门的地位变化并不仅仅限于交易额和利润额的增长。在这个时代,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巨头突破了其作为非金融资本积累的服务者的角色,而力图通过金融活动去追逐自己的利润”。(17)其二是对证券市场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严格的监管不仅会大大限制证券市场投机炒作的程度,抑制金融泡沫的产生,同时也将限制证券市场融资功能,降低证券市场对资金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金融化强烈依赖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金融化不是通常意义上融资成本的提高,其突出特征是非银行金融业务的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泡沫。例如,大卫•科茨指出:“新的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销售,基本取代了过去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长期借贷关系,而这种关系曾在调控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18)约翰•福斯特也认为:“金融化可被视为超越特定金融泡沫范畴的持续进程。”(19)而非银行金融业务的膨胀和金融泡沫的产生,无疑要在一个宽松的货币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很多学者以利息率的高低作为判断金融资本统治力的标志,认为高利息率一定表明金融资本能够从经济中汲取更多剩余,从而意味着金融资本统治力的提高。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简化为了存在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两个集团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根据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过程是以货币、信用和金融为基础的,为了预防价格波动、保证资本周转顺利进行、贮藏折旧基金和积累利润等原因,停滞(闲置)资本有规律地产生于总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之中,由信用体系集中并转变成生息资本,构成金融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生息资本主要来自于资本循环中的资本停滞,而非经济中的纯粹货币资本家;利息收入分散于整个资本集团内,而不是一部分货币资本家独享的专利;利息率的变化主要反映了资本循环过程中货币的供求关系,而不是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反,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统治通常在低利率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因为在紧缩的货币条件下,较高的利率将使得资金主要流向商业银行以存款形式存在,从而有利于商业银行。而货币宽松使利率下降,才可能带来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价格的上涨,从而促进非银行金融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膨胀,并进一步刺激金融投机活动,引发金融风险和金融泡沫。因此,金融化与金融泡沫是共生的。

   对于金融化进程而言,上述两方面的制度性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仅有金融业的去管制而无宽松货币条件的配合,金融化或金融扩张则难以大规模发生;而如果仅有货币条件而保持金融业持续的严格管制,那也只会是“受调节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下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却不会引发金融化或金融扩张。

   那么,在当前的金融化的历程中,上述两方面的制度性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形成是否是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既有内容或直接后果呢?

首先,美国金融业的去管制化进程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在分业经营的去管制方面,1933年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布和实施后,美国一直实行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制度,严格限制商业银行投资证券市场,这一管制一直到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才得以解除。此前虽然已对商业银行持有证券的比例有所放宽,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间的混业经营和大规模合并事实上仍被严格限制。分业经营管制的取消,极大地刺激了大型商业银行和大投行的合并,促使美国金融业进一步高度垄断。“1995年,六家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投资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拥有的资产相当于美国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为55%,2010年(第三季度)则到了64%。……就在1990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0%;今天它们拥有的是50%。”(20)证券市场的去管制的发生早于混业经营,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颁布了大量的证券业法案旨在推动其证券市场的自由化程度,而在1996年颁布的《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大幅取消和放松了此前对证券业的诸多监管政策。纳斯达克作为一个监管条件较弱、高度自由化的市场,正是在这段时间以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1990年纳斯达克市值仅为3 108亿美元,而同期纽交所(NYSE)市值为269万亿美元,是纳斯达克的87倍;而到了1999年,纳斯达克市值上升至52万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同期纽交所市值为114万亿美元,二者的差距大幅缩小。因此,从时间上看,美国金融业大规模去管制的时间事实上较晚,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去管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主要针对的是公路、铁路、民航等自然垄断及公共服务行业,后来又逐步扩展到其他垄断行业,1982年《合并指南》的出台,被普遍认可为美国放松垄断行业管制的代表性事件。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方案中的去管制改革不仅在时间上大大早于金融业的去管制进程,而且其内容也与金融业的去管制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非要在二者间建立某种联系的话,也只能说新自由主义方案所开启的自由化思潮为金融业的去管制准备了社会舆论的氛围。当人们习惯了产业领域的自由化和去管制,将其移植在金融部门时,遇到的社会阻力会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科茨关于“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重构的产物”的这一判断似乎有其正确性,但是这种联系毕竟太过间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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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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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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