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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彤:从跨文化视角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

更新时间:2016-05-17 10:41:58
作者: 李国彤  
放足才能使妇女成为强健的“国民之母” 。留学英国的严复(1854 ~ 1921)认为, 西方人批评华人裹足为“ 蛮猓不如” , 其言虽逆, 却值得有心人平心深思。他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出:“ 盖母健而后儿肥, 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 较之欧洲及日本为强种而提倡妇女锻炼身体, 严复慨叹“ 此真非以裹脚为美之智之所与也” 24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58 ~ 1927)指出, 妇女裹足一事“最骇笑取辱” 于万国。“ 试观欧、美之人, 体直气壮, 为其母不裹足, 传种易强也;迥观吾国之民, 弱纤偻, 为其母裹足, 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 与万国竞, 而留此弱种, 尤可忧危矣。” 他主张严禁妇女裹足, 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裹足者, 重罚其父母。这样,“ 举国弱女, 皆能全体, 中国传种, 渐可致强, 外人野蛮之讥,可以销释” 。 25此类主张反映出维新派的妇女启蒙的实用性。妇女首先是作为强种、强国的工具而得到维新派的重视, 而非因其天赋人权和男女享有平等权利。此外, 维新派还认为缠足使妇女丧失劳动能力, 让男子不得不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负。从而导致了家贫, 并殃及国家。 26 依此逻辑, 缠足妇女不仅要承担种弱的责任, 还要检讨家贫的过失。但这种看法显然言过其实。据目击者记载, 缠足妇女仍然坚持田间劳动, 她们不是站着而是跪在田里。 27 中国妇女世代在家里辛勤纺织, 远非维新派所描绘的那种不劳而食的寄生虫。 28 从维新派的偏颇言论中可见, 其禁缠足的意图首先不是为妇女谋权益, 而是出于挽救民族和国家。强调妇女作为民族母亲的地位并非维新派的独创。Antoinette Burton 曾指出, 英国妇女也非常重视自身作为民族母亲的身份, 并强调她们在保存种族和延续文明上的作用。但两者的区别很明显:维多利亚女权主义者自觉地宣称自己是民族母亲, 而中国妇女则是被动地由男性“赋予” 民族母亲的身份。“ 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权主义文献贯穿着妇女是民族母亲的主题。她们肩负着不亚于男21从跨文化视角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子的民族责任, 因而理应平等地在议会里享有权力。” 29在中国, 维新派承认中国妇女的民族母亲身份, 是为了诠释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衰弱之源。其目的并不在于唤醒妇女的平权意识, 而是让妇女分担起民族兴亡的责任。他们认为中国妇女应该放足, 像民族母亲那样与他们并肩投入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

   4 .主体话语:缠足妇女

   以上种种反缠足主张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讨论妇女缠足问题。在戊戌时期, 此类强势话语似乎使这一事件的主体——— 缠足妇女在历史上处于失语状态。然而,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有限史料中, 包括物质史、口述史及政治史等, 主体话语依然存在, 而且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清晰可见。世纪之交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秋瑾(1875 ~1907)曾积极投身于反缠足运动。她创办妇女刊物, 呼吁兴女学、废缠足。她揭示了中国妇女陷于缠足、包办婚姻和附庸的恶劣处境, 认为只有放足、兴女学和自立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途径。有学者指出, 在秋瑾看来, 废缠足、兴女权和反满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事业。 30 由此可见, 有些妇女是以争取自身利益为目的而自觉投入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中去。世纪之交, 广大中国男子尚未享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权利, 妇女又从何直接争取之呢? 中国妇女面临着选择:要么与西方姐妹合作, 要么与民族主义兄弟合作。正如Burton 所指出, 在殖民地妇女的代表权问题上, 西方女权主义者和本土的民族主义者处于竞争状态。 31值得指出的是, 一些缠足妇女出于各种目的并不赞成放足。曾任《女学报》主编的薛绍徽(1866 ~ 1911)认为女学才是妇女自强之本;缠足乃私事, 缠与放无关乎女子对国家的贡献。比较西人的细腰和东洋日本的黑齿, 缠足并非不可容忍的习俗。薛绍徽觉得不同文化应有自己的习俗, 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习俗对本地人则再自然不过了。 32也有一些缠足妇女是有感于放足过程中的疼痛及放足后“ 四不像” 的尴尬而发泄不满。辛亥以后, 当放足被纳入激进的国民革命, 一些极端的缠足妇女甚至以死相抗争。如果说从客体的角度来看, 旁观者的反缠足话语往往把放足描绘为一蹴而就的解放;那么, 从主体的角度, 缠足妇女的声音则让我们感受到习俗改良的复杂性。

   综上可见, 戊戌时期的反缠足话语可谓众声喧哗, 各种声音高低不同, 而其思想底蕴亦显然有别。这些声音此呼彼应, 互相感染或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戊戌时期妇女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事实上, 人们熟知的维新派思想仍可再加考量, 其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发生的变异颇值得注意和探析。

跨文化视角: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变奏

   1903 年, 梁启超在游历美国的归途中写道:“ 西人有恒言曰:欲验一国文野程度, 当以其妇人之地位为尺量。” 3他以此尺度观察美国, 认为:“美国妇人之地位, 在万国中比较的最高尚。”“ 道中男子相遇, 点头而已;惟遇妇人, 必脱帽为礼。在高层升降机室中, 一妇人进, 则众皆脱帽。街中电车座位既满, 一妇人进, 诸男必起让座。”梁氏将这些归纳为“ 平等主义实行之表征” 。而其实际内容, 则包括男女职业平权, 女子婚后财产权及选举权等。他认为美国妇人权利优于他国, “妇人之加入政界, 非徒不可抑亦不能矣” 。 34梁氏在中西交汇之际对妇女地位与国家文明关系的反思颇值得注意。这是我们考察妇女启蒙如何被纳入到国家民族启蒙的重要线索。与梁启超的认识相似, 早在1860 年日本使团首次访美时, 日本人也为美国妇女的地位所震动。他们描绘到:该国妇人颇受尊重。男子入室, 首先向室内妇人致意, 然后才是男子。男子向妇人脱帽致意, 对其他男子则不然。男子路遇妇人要站立一旁让妇人先行。妇人在这里所受的礼遇就像吾国之对待家长。 35 中日两国维新派的记载表明, 他们已经意识到妇女地位已经成为西方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价值尺度。故明治维新不仅注重仿效西方讲求声光电化之学, 开展修铁路、建电报局等建设, 还积极地取缔如男女共浴之类的“ 陋俗” 。正如Sharon Sievers所描述, 明治政府所倡导的习俗改良让日本脱颖而出,他们对待西方人的敏感的态度就像个虚心的学生。 36日本维新派依照西方的外交礼节, 让上流妇女参与外交场合。他们模仿西人尊重妇女的礼节, 但并没有男女平权的实际内容。他们没有、也无意实行男女平权的真谛, 只是在东西文明的对照中, 试图从外表上缩小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距。

   反观戊戌维新派, 他们对中国陋俗的认识与先行的近邻日本颇相类似。他们虽然也讲男女平权, 但更直接地是在西方文明的价值尺度下和西方人的耻笑中发起了对传统陋俗的改良。于是, 正如整个戊戌启蒙思想被民族主义主题淡化, 自由、独立让位于“ 合群” 、社会一样, 清末的妇女启蒙也在民族自觉、国家意识的指挥下发生了变奏。其独特之处是, 梁启超创造性地把改良习俗的思想纳入春秋大义之中, 较之日本维新派带有更浓厚的儒学色彩。他指出,“ 以力陵人者, 据乱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 乃无是矣。地球今日之运, 已入升平世, 故陵人之恶风渐销, 而天然之公理渐出。非洲、印度之压首,222008 .6欧洲之细腰, 今其地好义之士, 各合变力, 思所以豁去之,殆将变矣。” 37这种全球的变通趋势具体到了中国就该痛改缠足等等陋习。梁氏也注意到, 满蒙习俗与汉俗的不同,“ 幸未染此, 后妃崇贵, 同屦依然” 38 。他引用“ 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的说法, 斥责明清之际汉人抵制满清政府禁缠足之举为“ 群盲” ,“ 内违圣明之制, 外遗异族之笑;显罹楚毒之苦, 阴贻种族之伤” 39 。在梁氏的笔下, 缠足积习既有别于满蒙习俗, 又受外国异族耻笑, 故需变通之、痛改之。这里, 梁启超淡化了对妇女的同情, 或出于男女平权的救赎, 也没有对汉族习俗的些许辩护或族群认同感。国家主义压倒了一切, 包括性别和族群。维新派代表人物对妇女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 言辞激缓有差, 但都彰显出民族主义的思想主题。

   于是, 维新派的妇女启蒙明显地出现了理论缺位:一方面, 他们在中西差距和西方舆论中不得不放弃研习、遵循多年的儒学理念, 将近代世界大势纳入春秋三世之中, 导致中西思想牵强附会;另一方面, 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使命, 不得不放弃西方启蒙思想中许多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在其改良陋俗的言论中, 男女平权、妇女的独立人格、自由的权利等等已经淡化得模糊不清, 流露出来的只是其强烈的羞耻感和国家意识。

   进而言之,“ 废缠足” 是解放妇女的身体束缚, 可谓妇女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戊戌维新的语境下, 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发生了变奏。梁启超们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影响近代中国的殖民主义话语存在深刻关联。妇女的地位是西方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尺度。当这把尺子在其殖民计划中发生作用时, 妇女就成了颠覆殖民地男性统治的工具。通过改良当地陋俗, 殖民者在英法殖民地将棕色妇女从棕色男性手中解救出来。 40当西方殖民话语中的这把尺子变成一把利剑悬在晚清维新派的头上时, 他们的妇女启蒙显现出在外界挤压下的急躁和羞赧。维新派要甩掉“ 品莲者” 这一饱受抨击的帽子一跃而成为反缠足的倡导者。这种以改良陋俗、提升文明为目标的妇女启蒙是应对西方殖民话语的选择之一。以伊斯兰世界妇女的面纱为例,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妇女启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1899 年, Qassim Amin 出版了《妇女解放》(TAHRIR AL-MAR' A)一书。他鼓动妇女解放, 倡导废除穆斯林妇女的面纱。1882 年英殖民者占领埃及后, 很快就认定穆斯林妇女佩戴面纱是陋俗, 它象征着穆斯林文化的愚昧落后。Amin 在他宣言式的著作中因袭了殖民者的论调, 不加反省地批评穆斯林妇女的面纱阻碍了妇女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文明的进步。 41由此, 在伊斯兰世界中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面纱之争。一些改革派坚决主张废除妇女的面纱, 以提高她们的地位;一些保守派或民族抵抗力量主张维护妇女佩戴面纱的习俗, 并逐渐将面纱发展为抵抗殖民者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殖民者在国内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派, 但在殖民地却积极参与陋俗改良和解救妇女运动。这些殖民者所进行的妇女启蒙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即颠覆殖民地的既有统治, 树立自身的话语权威。故他们的妇女启蒙在某些殖民地遭到抵制。如在阿尔及利亚, 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变成民族主义者的标志和抵抗的象征。他们一方面以佩戴面纱作为民族抵抗标志;另一方面, 民族主义者巧用面纱这一象征性标志, 让妇女取下面纱, 以麻痹殖民者并潜入殖民统治中心活动。 42 可见,对待悬在头上的西方殖民话语的这把利剑, 不同政见者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妇女启蒙也在多种力量的交织或角逐中, 服从于某种需要而变得工具化。近来海内外学者纷纷在著述中对于戊戌维新派的反缠足话语进行反思。如高彦颐(Dorothy Ko)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 对西方权势话语反戈相击。她从物质史的角度, 系统地爬梳了中国妇女缠足的历史, 并展示了清末民初废缠足运动中的复杂心态。 43在国内, 随着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和姚灵犀《采菲录》的重印, 一些学者重新审视戊戌时期的反缠足运动, 努力发掘妇女的声音。而笔者以为, 反思的关键在于突破妇女启蒙工具化的框架,还原妇女的主体性。

戊戌妇女启蒙思想的传统渊源

“一废一兴” 是戊戌妇女启蒙的主旋律。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明确指出:“ 缠足一日不变, 则女学一日不立。” 4废缠足是为兴女学做准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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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0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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