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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发表与结集

更新时间:2016-05-11 00:03:08
作者: 茅海建 (进入专栏)  
读者如果没有看过《时务报》和《清议报》,根本看不出各篇与《变法通议》之间关系。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下河边半五郎编《饮冰室文集类编》,在东京出版。其凡例称:

   一、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用编年体,然往往有一文而成于两年者,前后遥隔,阅者每苦不便。是编分类汇辑,取便检阅。体例高下,在所不计。

   一、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俾阅之可知作者思想之进步。

   该书将梁的著作分作十五类,其第一类为“通论”,第一篇即是《变法通议》。其篇目排列大体按照《时务报》与《清议报》发表的次序,并注明发表的年份:变法通议自序(丙申)、论不变法之害(丙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丙申)、学校总论(丙申)、论科举(丙申)、论学会(丙申)、论师范(丙申)、论幼学(丁酉)、论女学(丁酉)、论译书(丁酉)、学校余论(丁酉)、论金银涨落(丁酉)、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戊戌)。只是将《时务报》第39册之《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论二之余》一篇接到《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之后。下河边半五郎所编的这部文集,是《变法通议》梁启超进呈本之后,再一次将《变法通议》合编。他根据《时务报》、《清议报》刊出情况,没有羼入进呈本中的其他文章;但他同何擎一一样,删去了原刊《时务报》、《清议报》上《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变法通议外篇一》之类的副题,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梁启超已完整地写完了这部著作。

   然而,下河边半五郎所编《饮冰室文集类编》,似未得到梁启超的授权。1905年(乙巳),上海广智书局编辑《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其凡例称:

   ……顷见坊间亦有翻印本集者,名为《饮冰室文集类编》,惟是只图牟利,错误极多。是编校勘精审,购者请为注意。

   尽管如此,《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在编排上仿效《饮冰室文集类编》。其第一类亦是“通论”,第一篇亦是《变法通议》,其篇目安排亦与《饮冰室文集类编》相同,在篇目下注明其最初发表的年份:“丙申”、“丁酉”、“戊戌”。《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的销售情况看来很不错,我看到的版本在版权页上注明“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第十版发行”,仅是四年,已印十次,并注明“代售处:各省大书庄”,看来不是仅在租界出售。

   1916年(民国5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虽称是《全集》,实为《选集》。其例言称:

   兹由先生指示梗概,凡不惬意之作,以及兴到涉笔、无关宏恉者,悉从刊落……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二十年矣。长篇大作,往往应报章之需要,为时事之箴言,但学术思想,与时俱进,兹集年代较远者,多付删汰……

   该书亦分类,其第一类为“通论”,其第一篇为《新民说》。编者自称其得到梁启超的“指示”,到了此时,《变法通议》未能收入,大约已被梁认作“不惬意之作”或不能“与时俱进”的“年代较远者”吧。1925年4月,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编辑《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1926年(民国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梁廷灿在《序例》中称:“叔父为文为坊间所裒辑者,大抵以意增删,恐读者未得叔父为文之意,因取原稿重编。”该书的第一、二卷收入《变法通议》,其篇目安排为: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论金银涨落、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其篇目安排与在《时务报》、《清议报》上发表次序有所不同,且也增加一篇原不属于《变法通议》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从全本编集的情况来看,参考了先前的各个文本,似乎不太像是“取原稿重编”的样子。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将《变法通议》各篇最初发表的年份去掉了。在《饮冰室全集》(1916年中华书局版)、《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的出版前后,我亦见过多种版本的梁启超著作合集,但多为编辑专门系列或近年所著,没有收入《变法通议》。

   1929年,梁启超去世。1932年,梁启超的好友林志钧(1878—1961,字宰平)编《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集》两类,共计四十册,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变法通议》列入《文集》第一册第一篇,极其显著。其篇目编排为: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金银涨落、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可以看出,其篇目安排与梁廷灿所编稍有不同。然而,梁廷灿所编仅是未注明年份,而林志钧所编在正文中未注明年份,却在目录上注明年份:“《变法通议》清光绪二十二年”。这是《变法通议》开始发表的年份,不能反映各篇发表的年份。如此标记,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该著作是梁启超一气写成的,而且是戊戌变法前两年就完成了。需要说明的是,林志钧所编的这个版本是影响力最大的版本。1989年,中华书局予以重印,以后又多次加印,很长时间内成为阅读和研究梁启超著述的主要版本。200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何光宇评注的《变法通议》。这很可能是这部名著的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单行本。何光宇在《评介》中说明:“……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文章发表在1896年到1898年《时务报》上,《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两篇文章发表于1898年底到1899年初的《清议报》上。”这一说法大体准确,稍有小误。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3册上发表《变法通议》的最后一篇是《论商务十:金银涨落》,出版日期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然而,何光宇很可能因该书的体例所限,没有在《评介》中说明清楚梁启超的写作计划,没有对文中“六十篇”、“分类十二”、“总纲三”、“十八分目”进行注释。他虽然清楚《变法通议》分别发表在《时务报》和《清议报》,但没有区别这两个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差异,称言:“梁启超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改变官制……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为了安抚在变法中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守旧大臣,他还详细规定了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的办法……”这就将梁启超到达日本后的自辩,当作其“百日维新”期间的政策了;而“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是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时期的政治主张。从所录版本来看,何光宇依据的蓝本,很可能还是1936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似未与《时务报》、《清议报》细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后来的读者与研究者对《变法通议》两大误区的来源:(一)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何擎一编《饮冰室文集》为始,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失去了原先在《时务报》、《清议报》上的《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之类的副标题,尽管各个版本的《变法通议》中都保留了“六十篇”、“十二分类”、“总纲三”、“十八分目”的字样,但读者若不与《时务报》、《清议报》相对照,很难理解梁启超的写作计划及其变化。许多研究者由此误以为梁启超写此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改科举、兴学堂、办学会以及注重翻译”诸项,不了解其变法思想之宽度。(二)从1926年(民国15年)中华书局出版梁廷灿编《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为始,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各篇,不再标明其最初发表的年份,而1936年中华书局版《变法通议》更是误标为“清光绪二十二年”。这使得许多研究者不能看出梁启超思想之“进步”,甚至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两篇梁在戊戌政变后自辩之作,当作其戊戌变法期间已拟定的政策,尤其是对“君民同治”一语的误解,已经影响到整个戊戌变法研究结论的客观性。

   从以上的《饮冰室文集》的编辑过程来看,除了何擎一、下河边半五郎之外,大多数编者似无法方便地利用《时务报》与《清议报》;他们似乎是根据先前已编的梁启超文集,来重编新的文集。自1991年中华书局重新影印该两种报刊后,情况本已改观;然从目前研究论著的发表状况来看,部分研究者对影印本虽有利用,但仍未能予以详细考订,以至于大多数研究者依旧不察,上述的两种误解(即写作计划和“君民同治”)频频发生。当我在故宫博物院文物库房阅览室,读到梁启超《变法通议》光绪二十四年进呈本之后,更加觉得有必要将梁的这部成名作——也是戊戌变法期间政治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之一——写作计划、最初发表、多次结集的情况,仔仔细细地说个清楚。这对于分析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时务报》1(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第1册,第8页。

   2《强学报•时务报》,第1册,第342页。

   3十八分类中的“学堂”,似为“学校总论”。“三曰师范”调整为“变法通议三之四•学校•师范学校”。“九曰译书”调整为“变法通议三之七•学校•译书”。梁启超的十八分类中,“专门”指各类专科学校;“藏书”为今图书馆之意;“藏器”为今博物馆之意;“游历”相当于今留学,但没有严格的学位要求;“纂书”是图书编写与出版机构;“报馆”、“义塾”,与今意相同;“训废疾”与“训罪人”,是为残疾人和品行不良青少年开办的学校。“文字”、“教会”的准确含义,我还不太清楚。

   4徐致靖上奏共荐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其中关于梁启超,称言:“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湖南抚臣陈宝箴聘请主讲时务学堂,订立学规,切实有用。如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231—232页〕其中特别提到《变法通议》一书。光绪帝为此下旨:“……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4册,第179页〕五月十三日,总理衙门上奏《举人梁启超遵旨察看折》,光绪帝下旨:“广东举人梁启超于十五日预备召见。”(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28页。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46册,第214页。

7梁启超将《变法通议》中的《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和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中国之将强》、《古议院考》、《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治始于道路说》、《论加税》、《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以及麦孟华的《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合编为《变法通议》上下篇(2册);将《变法通议》的《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堂》、《论幼学》、《论学会》、《论翻译》、《论女学》、《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余论》和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戒缠足会叙》,合编为《变法通议学校篇》(4册);此外,另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和《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合编《湖南时务学堂课程》,作为《变法通议学校篇》附录(1册)。关于进呈本的具体情况,可参见茅海建:《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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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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