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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更新时间:2016-05-08 00:46:40
作者: 陈子明 (进入专栏)  
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左倾,批评传统的文学,怀疑传统的伦理,这风气在当时的先锋重心固然是北京……。”[33]因此,我们可以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广义新思想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尽管陈独秀所说的“三事”在世纪之交均已介绍到中国,但在新思想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鼓吹的重点有所不同。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新思想的主流是进化论和民族主义;1917至1921年(这是周策纵给出的五四运动的时间跨度)或者略微扩展为1915至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的主流是人权论和德赛二先生(科学与民主);此后几十年,在新思想运动中占压倒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孙中山生前对于新文化运动表示过一定程度的赞同,但是随着国民党主流派的日趋保守,他们在继续肯定五四运动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同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和倡导自由主义,则给予否定。蒋介石这样评价新文化运动:“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34]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进步、自由主义的一派人和一些以前参加过运动的党员便极力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拉到一起,用五四运动的牌号,在保守主义甚嚣尘上时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守住一块阵地。社会上的左倾文人和半自由主义者,也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这一大合唱,而胡适这样的老牌自由主义者则不屑参与此类指鹿为马的游戏。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由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信仰取代了“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旧信仰。由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承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精神,一方面扬弃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和国民党主流派一起来解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神话。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毛泽东重新诠释五四运动,是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尝试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试图消除国人“中共是第三国际代理人”的印象,推出新民主主义一说,其要旨是阐明,中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天然继承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是五四运动,这样,就需要新文化运动来充当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一翼。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给新文化运动保留了一席之地,出了理论上的需要,也有现实的原因。首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是在五四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当年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一点与国民党主流派不同,他们显然不想否定自己的历史。其次,是为了与否定和贬低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主流派唱对台戏,与社会上的自由主义者和半自由主义者结成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这样一来,到1949年以后,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合二为一便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1949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35]既然五四运动已经不再充当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就完全可以卸掉一些不必要的历史包袱,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既然五四运动在国人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至今仍然难以统一,就没有理由再把二者继续混为一谈,完全可以分别对其作出评价。尽管梁启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赞同者和参与者,但这不是本文的话题,本文只涉及他与本来意义上的五四运动的种种关系。

  

二、国民外交的实践者

   中共史家认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主导力量;国民党史家则宣称,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明等实际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36]既然五四运动矛头针对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因此,当时日本政府对于五四运动的评论就特别值得史家注意。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记载了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37]林、熊、汪等人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当时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的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官方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国人如张忠绂也曾指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我始终感觉当时这运动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关于这一点,也许当时的学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五四运动后不断的鼓吹号召也可知其端倪。”[38]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39]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梁启超于几年后回忆说:“当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当时鄙人亦曾著论十数篇,力主无论如何万勿签字,宁可任日人以武力占领,不容以条约承认其权利。(见民国四年三四月间之英文京报及大中华杂志)果能如此,则今日在和会上之理直气壮宜何如者。”[40]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41]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42]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43]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同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44] 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45]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46]

   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他所了解到的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情况,电文如下:“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47]

这时,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发回国内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48]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跻,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49]4月5日,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50]显然,这里面有强烈的党派因素在起作用。两个月后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感叹道:“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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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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