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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清末的《京话日报》

更新时间:2016-05-07 16:54:23
作者: 方汉奇  
也不能合膛……药力也不足,放了出去,子弹不等到靶上,半路就落了下来”[18]。揭露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常九在王府内活埋侍妾的暴行。认为“如此野蛮”,“太无情理”,“世界黑暗到这样地步,真叫人气愤不平”[19]。揭露姜桂题军在城内行凶打人事件(1905年4月20日“紧要新闻”)。揭露广东地方练勇滋扰百姓的恶行。题目作《官兵比强盗利害》(见1905年8月24日“新闻”)。揭露天津地方官驾车出游,轧死两名行人事件。题目作《人民该死》(见1905年9月25日“新闻”)。揭露负责修理沟渠河道和营房的地方官员贪污公款。题目作《修理沟渠河道和新旧营房的款项那里去了》(1905年8月11日“演说”)。揭露妇女春阿氏被诬谋杀亲夫,在刑部堂上被刑部当局屈打成招一案。指责说:“衙门的黑暗也太无天理了”[20]。以上这些评论和报道,少数是读者的来稿,多数是该报编辑记者经过采访后自己编写的。其中如有关春阿氏一案的报道,是该报派出记者深入现场,对证了有关材料以后,编写出来的。有关那王府活埋侍妾事件的报道,则是该报记者“访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21]以后,编写出来的。后一部分报道在报上连载了近一个月,除零星的短讯外,比较系统的有《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五记活埋人的事》等五篇,此外还在演说栏配发了《海内同观》、《劝长九》等评论。当王府方面对报社威逼利诱,要求停止报道时,办报人表现得很有点强项精神。公开声明:“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还说:“报馆争的是公理”,“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22]。把这一无理要求顶了回去。

  

   该报这方面的宣传,大胆地揭露封建社会和封建官僚制度的阴暗,倾诉了中下层人民的不幸和不平,抒发了郁积在他们心中的愤懑情绪,受到了这一部分读者的热烈欢迎。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封建的权势者。创刊后两年间,报社收到的来自后一部分人的威胁和痛骂的信件,“装在一个布口袋里,秤了秤足有二斤”[23]。贴在公共阅报牌上的报纸,也经常被人有预谋地大量撕毁。这份报纸和它的办报人后来之所以终于受到迫害,这方面的宣传触痛了一些人,使他们必欲除之而甘心,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在政治上,《京话日报》所主张的是变法和立宪。它所宣传的“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自己变法,自己有权柄,外人压着变了法,权柄便属了外人”;“变法的必兴,不变法的必亡,变不到家,兴得慢,变到家的,兴得快”等观点,和康梁在《时务报》时期所宣传的观点,完全一样。它所开出的开民智、办学堂、兴女学、戒缠足、反迷信、反吸毒等改良社会的药方,和所举办的济良所、孤儿院、正乐育化会等社会事业,也和戊戌以来的维新派人士所提倡的,并无二致。对清朝政府正在进行中的预备立宪活动,它是全力支持的,一再声明“立宪的制度,正是万年有道的长基”[24];“现在我们中国危弱到这般光景,非立宪不能强”[25];“立宪实在是人民的大幸福”[26]。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外进行的民主革命活动,则持反对态度。多次称革命党人为“不守规矩的华人”,称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为“瞎闹”[27]。并且盛赞慈禧太后如何圣明,如何“爱惜百姓”,为她涂脂抹粉,树立威信,以抵制革命派对她的攻击。目的是:“叫那些革命党瞧瞧,莫说中国没了指望”[28]。可见它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是明显地站在封建统治集团一边的。也正因为这样,《京话日报》对1905年爆发的俄国民主革命运动,不抱同情态度。在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有关俄国革命的连续报道中,它经常把这场运动称为“匪乱”,把参加运动的俄国各阶层的政党,称为“乱党”,把参加运动的群众称为“乱民”,并且用俄国革命的事例来劝告清朝当局,从中接受教训,善以自处,不要滥用威权,滥诛无辜,以免使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激化,使局面难以收拾。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京话日报》的办报人是一批同情人民疾苦的,希望国家富强的,有正义感的爱国者。他们在新闻和评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国激情,曾经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他们的那种不避斧钺,不屈服于权势,敢于为被压迫被欺侮的下层人民说几句话的精神,也深受读者的称赞。这些都是这份报纸的积极方面。

  

   在当时,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对民主精神的发扬,都起过积极的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思想认识又是有局限的。他们对一些帝国主义者还有恕词,他们所发动的那场抵制美货的宣传,并没有善始善终。他们的新闻和评论中,虽然偶尔也闪现过民主思想的火花,但是他们并不支持民主革命。他们的政治主张,只是在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一些枝枝节节的改良。他们的最高政治理想,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因此,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并不是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报纸业务工作上,《京话日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和读者始终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它经常接到读者的来函来稿。这些来函来稿,既为报社通报了情况,也为报社提供了大量的新闻和评论之类的稿件,成为报纸的一个方面的稿源。从已发表的读者来稿看,积极为该报供稿的,除了识文断字的职员、蒙师、书办、学生外,还有识字不多的小业主、小商贩、小店员、手工业工人、家奴、差役、士兵、家庭妇女、优伶,以及一部分堕落风尘的妓女。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报纸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城市贫民,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来稿,《京话日报》的处理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它设有“来稿题名”专栏,每天公布准备刊用的稿件题目,以免投稿者悬念。后来来稿渐多,不能备载,又改用把不准备用的稿件题目和作者姓名在报末公布的办法,“免负诸君热心”[29]。

  

   所有来稿,发表前都派人查对事实,“有关出入的事,必定详细访实,才肯代登”[30]。一旦登出,就由报社承担责任。这样,既保证了新闻的准确性,又解除了投稿人的顾虑,使报纸始终有较充足的稿源和大量的可供进一步采访的新闻线索。报纸的发行和推广工作也得到了热心读者的大力支持。这个报纸除北京外,在天津、保定、通州、锦州、新民、开封、西安、山东、山西、南京等地,都设有代派处。每一个代派处,都有不少读者自愿义务协助推销工作。这个报纸还在北京四城设置了20余家阅报处和讲报处。每一处,都有不少读者自愿捐贴报纸,供众阅览,或自愿充当义务讲报人,为识字不多的读者朗读和讲解报纸。其中,仅读者刘瀛东一个人,就捐贴了30份报纸。一家开办说书馆的小业主,不但自愿把该馆提供给《京话日报》充当讲报处,并且还“外送茶水,不取分文”[31]。有一个名叫郭瑞,字云五,外号醉郭的读者,就是以长期充当该报的义务讲报员,闻名于时的。在读者的支持下,这个报纸的发行数量增加得很快。它初创时销量仅1000份,一年后销量达7000份,最后销到1万多份,成为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销逾万份的报纸。由于过多地大胆地揭露时弊,触痛了某些权势者,《京话日报》终于在1906年9月28日和它的姊妹报纸《中华报》一道,被北京警察当局查封。被封的近因,则是由于这两家报纸在新闻和评论中揭露军机大臣瞿鸿机纵容卫兵抢掠行凶,指责北洋当局滥捕滥诛康党和一度在报社内留住被警方怀疑是革命党的人物。被封时宣布的罪名是:“妄议朝政,容留匪人”。报纸被封前夕,彭翼仲、杭辛斋两人同时被捕。经审讯,杭辛斋被判“递籍”,由专人押送回浙江海宁原籍交地方官监管。彭翼仲原来也判“递籍”,因为在押期间有所谓的“行凶”行为,被加重改判流配新疆。《京话日报》和它的创办人彭翼仲等人的不幸遭遇,得到了它的广大读者的同情。不少读者赶到报社,向留守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1907年4月12日,当彭翼仲被押离北京前往新疆戍所的时刻,“由大佛寺起程,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那位外号“醉郭”的义务讲报人,自愿陪同彭翼仲一道去新疆。这是中国报刊历史上的一个很有点戏剧性的动人场景。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曾经为他们呼唤过的《京话日报》的深厚感情和对禁锢言论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强烈不满。

  

   1904年创刊的《京话日报》,只出版了两年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被迫停刊了。这是它历史上最风光的一段时期。

  

   此后,它还两度复刊。一次是1913年彭翼仲从新疆放回北京以后,只出版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因触怒了袁世凯而再度被封。袁死后,它再度复刊,继续出版到1922年才最终停刊。后期的《京话日报》由吴梓箴等人主持,已经非复旧观了。

  

   (原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注释】[1]本报《发刊词》,载《京话日报》,19040816。[2]英华:《北京视察识小录》,载《大公报》,19071126。[3]翼仲:《诉委屈》,载《京话日报》,19050316。[4]《答锦州赵礼南先生来函并谢曾孟二兄》,载《京话日报》,19050204。[5]《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502。[6]《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611。[7]珠尔杭阿:《京话日报一周年的祝辞》,载《京话日报》,19050805。[8]《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620。[9]见《京话日报》,19060227。[10]见《京话日报》,19060329。[11]见“新闻”《拿获偷运铜圆》后附的编者按语,载《京话日报》,19050423。[12]《论俄水手杀人案》(《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202。[13]《本京新闻》,载《京话日报》,19050716。[14]《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407。[15]《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811。[16]《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203。[17]“来函”,载《京话日报》,19050125。[18]见《京话日报》,19050218。[19]见《京话日报》,1905年8月19日至9月3日。[20]“编者按语”,载《京话日报》,19060801。[21]“编者按语”,载《京话日报》,19050902。[22]见《京话日报》,19050903。[23]《演说》,载《京话日报》,19060823。[24]“紧要新闻”,载《京话日报》,19050701。[25]《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1022。[26]“新闻”,载《京话日报》,19060830。[27]“编者按语”,载《京话日报》,19060801。[28]“紧要新闻”,载《京话日报》19050529。[29]见《京话日报》,19050702。[30]见《京话日报》,19050527。[31]见《京话日报》,190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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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方汉奇教授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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