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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中国封建社会言论出版禁令考

更新时间:2016-05-07 16:48:30
作者: 方汉奇  
也一律收缴毁板,禁止印卖流传。[25]

  

   2.天文、日历和图谶等之类的书籍。唐宋元明等朝都有禁止出版这一类书籍的律令。[26]其中天文和日历(即历书)据说只有“受命于天”的封建统治者才有权编印出版,民间不得问津,否则便是僭妄。而图谶这一类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书籍,则因为可能被利用来鼓动造反,也禁止民间擅自刻印。

  

   3.私史、野史和“事干国体”等之类的书籍。所有历史著作都不免于月旦人物评骘时事,封建统治者多行不义,很怕人民议论他们的短长,因此对未经官方同意擅自撰述和出版的历史著作,向来是不欢迎的。他们一方面通过御用的史官和官方的出版机构编印《会要》、《实录》等“国史”,广为传播,为自己涂脂抹粉;一方面还颁布了许多法令,对所谓私史、野史的出版,实行严厉的限禁。在历史上,宋朝是查禁私史、野史最严的朝代之一。宋朝的封建统治者在南渡以后,起用秦桧为相,执行和金政策。禁止私史野史出版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禁人民揭露他们的议和活动,引起各阶层爱国群众对他们的不满。根据《宋史》记载,宋高宗时期曾经三次颁布申禁野史的命令。一次在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一次在绍兴十五年,一次在绍兴十九年,都是根据秦桧的建议。李光、司马伋等即以其本人或先人曾经著述野史而获罪。[27]士大夫家中藏有野史者也都自行焚毁,以冀免祸。[28]此后,在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也颁有类似的禁令。宋以外,明清两朝对野史的限禁也很严厉,士民因为著述和出版野史而获罪者不胜偻指。在限禁野史的同时,各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对那些被认为“有干国体”和“间涉边机”的书籍的出版,也严加限禁。例如宋朝的封建统治者便曾经以“无使国之机事传播闾阎或流入四夷”为名,把《舒王日录》、《北征谠议》、《治安药言》等书列为禁书,“尽行毁板”[29]。封建统治者限禁这些书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它们在全国人民当中揭露了他们的卖国活动。所谓“有干国体”、“间涉边机”云云,只不过是强加在它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而已。

  

   4.“不系于六经子史之中,而又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所谓离经叛道的书籍。从汉武帝时起,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儒家的经典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告诫他们的臣民:必须“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任何违背圣经贤传的著作,都被指为“曲学邪说”或“异端”,而严加限禁。其作者也往往被加上“鼓吹异说”或“瞽眬学者”的罪名,而置之重典。历史上关于查禁这一类书籍的记载是很多的。宋徽宗、高宗、孝宗、光宗等朝都有“凡邪说诐行非圣贤之书”不得擅自出版的禁令。宋光宗庆元年间便有《奥论发枢》、《子性理书》、《心性说》等书,被指为邪说异端而“当官劈毁”[30]。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饶洲人朱友季著书攻击周、程、张、朱等儒家学派;明宪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无锡人陈公懋删改四书朱子集注;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福建人林希元改编《大学经传》定本,及《四书易经存疑》,都受到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惩处。有关书籍一律劈板焚毁。[31]李贽就是因为他所著的《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批评了儒家的学说,才以“倡乱惑世”的罪名被捕入狱的。清世宗雍正年间的谢洛世也以所注的《大学》讥议程朱,而坐斩刑。总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无不以限禁离经叛道的书籍的出版和传播,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脑瓜儿。在当时,任何反对儒家经典的著作,都很难得到出版的机会。为了加强对民间出版事业的管理和限禁,各时期的封建统治者还制定了关于书籍出版检查的制度,所有民间出版的书籍,必须先期将书稿送审,经批准后方得开印,否则即按禁书处理,著作人、刻印人都要从重置典。[32]负责审查的机关通常为秘书省或国子监。

  

   秘书省是封建政府收集和典藏图书的机关,国子监则是封建统治者对他们的士民进行正统的封建思想教育的最高学府。由这些机构来负责书稿的审查工作,自然可以收思想统一之效。那些“贻害学子”、“惑世诬民”的“异端”、“邪说”也就难以公开梓行了。除这两个机关外,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也有权对当地坊间出版的书籍实行预审。不少地方官员还乘机索取贿赂。稍不如意便指为“鼓唱异说”而勒令毁版。在如此周密的防禁下,民间出版事业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除了遵照封建统治者的意图,出版一些代圣贤立言和宣传纲常名教的书籍外,几乎没有什么出版自由可言。封建统治者虽然极力限禁人民的出版自由,但是并不限禁他们自己的出版自由。正如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中所说的:“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做人类天性的装饰品而否定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33]。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是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出版的书籍,有所谓“官本”和“监本”[34],其中有的是封建政府编定的教科书和儒家的经典著作,有的是历代史官编著的国史、会要、实录、日历,有的是经审定认为“有益学者”、“有利治体”的私家著述,等等。所有这些书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封建忠君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教育他们的臣民,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仆的重要工具。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不少封建统治者还组织力量编撰和出版了不少类书。他们不仅利用这些类书宣扬封建思想毒害人民,而且利用编撰这些类书的机会,对国内现存的书籍进行了普遍的筛选,保存一批,销毁一批,对某些书籍中的“违碍”部分也进行了大量的斧削和篡改。每一项这样的编书活动,都是对现有图书的一次洗劫。不少有价值的图书就是在这样的编书活动中被弄得无影无踪了。这是封建统治者对人类进步文化事业的严重摧残。

  

   三

  

   除了查禁一般的违碍图书外,历代封建统治者还特别注意对那些以刊载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报刊出版物的限制。除了封建统治阶级自己发布的宫廷官报外,其他非官方的报刊很难得到出版的机会。首先,探听和传报朝廷方面的消息就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各个封建王朝都颁有关于禁止探听和传报朝廷消息的禁令。例如宋朝禁止“妄说朝廷未施行事”[35],禁止“妄言宫禁事”[36]和“写录传布”关于“时政得失”及“边事军机”等之类的文字[37];明朝则严禁“探听抚按题奏”,“传报消息”[38],有的时候连民间通信,也悬为厉禁[39]。为了防止朝廷的“机事”外泄,各时期的封建统治者还实行了严密的新闻管制:禁止宫廷近侍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泄露朝廷政事[40],禁止驻在首都负责向地方传报消息的进奏官和地方使臣“伺察朝政”,“听探事宜”,“漏泄机密”[41];禁止边疆地区士民“以私书报边事”[42];等等。

  

   政府工作人员因为泄露了朝廷未经发布的政事消息而受到惩罚的事例很多。仅宋高宗时期就有太学博士杨邦弼、侍御史汪渤、敕令听删定官陈澥、军器监丞章岵等人,以“探报朝廷事传播于外”和“窥探朝政密相报闻”[43]的罪名,遭到了免职和降职的处分。从表面看,已颁的各个封建王朝的法令,并没有禁止民间出版报刊的明文规定。然而“议论朝政”有禁,“谤讪大臣”有禁,“妄造妖书妖言”有禁,“鼓吹异说”和刻印“邪说诐行”之类的文字有禁,探听和传报“朝政”有禁,所有这些禁令,都和报刊有关,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成为被查禁的理由,则民间报纸出版之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除了封建王朝官办的邸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报纸出版。邸报成为唯一的报纸。北宋以后有所谓的小报出版,算是打破了官报垄断的局面。然而这种小报从一开始起,就被宣布为“骇惑听闻”、“疑悟群听”的非法出版物,而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查禁。宋朝封建政府对小报的限禁是十分苛细的。北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命开封府对小报发行人“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令开封府立赏一百贯,许人告捕”;大观四年又把赏额提高为一千贯,并命在开封府的“捉贼赏钱”项下开支。南宋以后,小报的数量增多,禁令也更为严厉。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宣布对捕到的小报发行人“当重决配”;次年,又具体规定为罚锾及“编管五百里”;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重申前令,并表示“断罪追赏,务在必行”。[44]这些禁令对小报的出版起了一定的遏抑作用,使小报始终处于非法地位,不得不采取秘密的办法发行。宋朝以后,小报时有出现,禁令也层出不穷,不少小报都被指为“以无为有”、“任意捏造,骇人耳目”的出版物而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查禁。从中央到地方,都曾经颁布过很多关于限制刊刻或写录小报的禁令。[45]

  

   清世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还有两名“捏造小钞,刊刻散播”的人被处斩刑。[46]除了封建政府的官报和被默许出版的以转载官报稿件为主要内容的报房京报外,其他的民办报纸很难得到出版的机会。清末的一个时期,在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呼吁和斗争下,封建统治者被迫准许他们办报,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量颁发的《报律》、《出版条例》和罗织罪名制造出来的新文字狱。报人被捕被杀被酷刑致死的所在多有。出版自由云云,对于当时的人民说来,不过是镜花水月般的空话而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广大人民是没有什么言论出版自由的。那个时代,言论出版之禁多如牛毛。一些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出版违禁书刊的人,无不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其结果则是万马齐喑,人人自危,进步的文化事业受到摧残,社会的生机遭到扼杀,人民的权利受到践踏,整个中华民族遭受了严重的灾难。然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广大人民的口终究是防不了的。封建统治者的言论出版之禁,虽然取效于一时,但归根结底只能更加暴露他们反人民的丑恶面目,更加激起广大人民对他们的憎恶和愤慨,也必然加速了他们自己的灭亡。“四人帮”一伙妄图步封建统治者的后尘,实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言论,愚弄人民,他们的专横、愚昧、凶残完全可以和历史上最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媲美,然而其结果,也只能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为人民所唾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他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原载1989年9月《新闻学论集》第1辑)

  

   【注释】

[1]《宋史·秦桧传》载:“胡舜涉以非笑朝政下狱死,张九成以鼓唱浮言贬,累及僧宗果,编配,皆以语忤桧也。(绍兴)十四年贬黄龟年,以前尝论桧也。……(绍兴二十年六月)编管右迪功郎安诚、布衣汪大圭斩;荫人惠俊、进义副尉刘允中、径山僧清言黥;皆以讪谤也。……二十二年,又兴王庶二子之奇之荀、叶三省、杨炜、索敏求四大狱,皆坐谤讪。……二十三年,是岁进士黄友龙坐谤讪,黥配岭南”。[2]《元史·太宗本纪》。[3]《元史·世祖本纪》。[4]《元史·成宗本纪》。[5]如《明史·世宗本纪》载:“嘉靖二十年正月丙寅,御史杨爵言时政,下锦衣卫狱”;“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光禄少卿马从谦坐诽谤杖死”;“嘉靖二十五年二月戊午,吏部尚书李默坐诽谤下锦衣卫论死”。[6]《明史·宦官列传》。[7]《宋会要稿》刑二上卷二一七七七载仁宗康定三年七月十七日中书门下言:“访闻浮薄小人撰长韵诗嘲讪大臣,令开封府密加查访,许人陈首,给钱三百千充赏,愿就官者,亦与补命”。又同书刑二下卷一九三九二载光宗绍熙二年三月十七日侍御史林大中言:“近有造匿名诗嘲讪宰相学官及枢臣侍从者,乞申严法禁,有犯毋贷,诏本府多出文膀晓谕,如有捉获之人,送谕根勘,重作施行。”[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绍兴二十三年三月戊申”条。[9]见沈德符:《野获编》。[10]如前书卷二十五“诗祸”条载称:“正统十四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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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方汉奇教授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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