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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

更新时间:2016-05-07 16:39:47
作者: 方汉奇  
其中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都是传诵一时的作品。《莽原》社址在北京西城锦什芳街96号,只有两间房子,“三一八”事件后鲁迅曾一度到此避难。鲁迅1926年到厦门后仍然关心《莽原》的出版工作,约司徒乔为《莽原》设计封面,支持韦素园办好这个刊物。《语丝》(1924年11月17日创刊)。是《晨报副刊》易手后孙伏园等人在鲁迅支持下创办的一份以刊载杂文为主的周刊。1927年10月以后,迁上海出版,1930年停刊。《语丝》的主要成员除鲁迅外,有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周作人、章廷谦、孙伏园、李小峰等。鲁迅在《语丝》初创时,曾经支援过这个刊物的印刷费,并且是它的最主要的撰稿人(迁上海后一度任主编)。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近130篇杂文,仅第一年就写作了43篇,其中如《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从胡须说到牙齿》,以及稍后一个时期写的《学界的三魂》、《纪念刘和珍君》、《略谈香港》等,“一经发表后,无论在语言形式方面或是内容方面,在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为《语丝》初期创造了扩大影响的条件”[19]。

  

   在鲁迅的大力扶植下,《语丝》的不少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20];“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21],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是《语丝》“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16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22]。《语丝》的命名也是带有随意性的。“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23]。因此不少文章的精神是互相抵触的,一方面在声讨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血腥罪行,一方面又在进行烦琐的古代史考证。“费厄泼赖”也是周作人、林语堂之流首先在《语丝》上提倡起来的。只有鲁迅自始至终地站在《语丝》的最前线,以战斗者的姿态,严肃地、不屈不挠地和黑暗作殊死的斗争。对《语丝》的这种状况,鲁迅是深为不满的。这一时期,在他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报刊上,鲁迅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急切地盼望着“刀光火色”中的“新世纪的曙光”[24],严正驳斥了封建顽固势力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诬蔑,以及他们的反动叫嚷,激励中国人民像俄国人民那样,“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前赴后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赢得最后胜利。在这些报刊上,鲁迅以冲决罗网的战斗精神,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尊孔读经的孔孟之徒,维护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的封建复古派,抱残守缺,把肿毒当成宝贝的国粹主义者,作了尽情地揭露。在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中,鲁迅还充分运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舆论工具,和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官僚政客的御用报刊《学衡》、《甲寅》、《现代评论》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衡》创刊于1921年1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主编,是一份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刊物。《甲寅》周刊创刊于1914年5月,章士钊主编,是一份提倡封建复古运动的“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现代评论》周刊创刊于1924年12月,陈源主编,是一份反苏反共拥段拥蒋的反动刊物。在复古的逆流中,这几个刊物都叫得很响。《学衡》攻击新文化运动是“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主张“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甲寅》则主张“读经救国”,攻击推行白话文“诚国家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现代评论》也大唱“整理国故”的滥调。鲁迅在《猛进》、《京报》、《晨报》、《莽原》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十四年的读经》、《青年必读书》、《估学衡》、《灯下漫笔》等文,对这三个报刊所掀起的复古主义的逆流作了迎头痛击,对它们文章中的文理荒唐、逻辑混乱和用典错误之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当驳斥陈源的文章《不是信》在《语丝》上发表时,刊物未到发售处就挤满了人,“一到就抢光了”。五卅运动和1925年女师大学生反对反动校方的学潮发生前后,这几个刊物都竭力为段祺瑞反动统治辩护,讨好帝国主义,反对工农学生的爱国运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对进步学生的镇压。鲁迅在《京报副刊》、《语丝》、《莽原》等报刊上写了《碰壁之后》、《忽然想到》、《并非闲话》等战斗杂文,对这些刊物和那些“正人君子们”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和北洋军阀喉舌的反动嘴脸,作了无情的揭露。鼓舞了不少“被人打击了而没法伸诉的弱者”,使他们“每捧读到一篇文章,就得到一种勉励”[25]。对于这几个反动刊物的种种谬论,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党的机关报刊虽然也作过一些批判,但是由于这些报刊当时忙于推动南方一带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和反击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对处在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这场战斗,没有投入很大的力量。给这几个反动刊物以沉重打击的,是鲁迅和在他支持下在北京出版的《语丝》、《莽原》、《京报副刊》、《猛进》、《国民新报副刊》等这几个报刊。鲁迅是这场反击战的主将。第三个时期(1927—1936年)。这一时期共10年,是鲁迅一生中最光辉的10年,也是他的报刊活动最活跃的10年。这10年中,鲁迅以上海为基地,先后参加了72种报刊的编辑和撰稿活动,在报刊上发表了400多篇充满了战斗锋芒的杂文,数量上超过了前两个时期的总和,其中仅1933年一年就发表了130多篇,篇篇都是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这10年也是鲁迅在舆论战线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英勇战斗的十年。

  

   以1927年“四一二”前后发表的一些文章为标志,鲁迅已经轰毁了自己头脑中的进化论思想,接受了唯物史观、辩证法和阶级分析的观点,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舆论战士。在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中,鲁迅和党保持了亲密的联系,他引“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为同志,深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支持苏区的革命斗争,向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了有力的挞伐。1927年秋,鲁迅到达上海,立即开展报刊活动。在1927—1930年初这一阶段,鲁迅先后担任了《语丝》(这时已迁到上海)、《奔流》(1928年6月创刊)、《朝花》(1928年12月创刊)、《文艺研究》(1930年2月创刊)等刊物的主编,支持《未名》等刊物的编辑工作,还经常给《北新》和《文学周报》等刊物写稿。1930年3月左联成立。在1930—1933年这3年间,鲁迅以主要力量从事左联的一些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过《萌芽》、《巴尔底山》、《前哨》(后改《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刊物的主编,写了不少评论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以上载《萌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刊《前哨》)、《沉滓的泛起》、《友邦惊诧论》(刊《十字街头》)等著名杂文,就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在白色恐怖下,这些刊物的寿命都很短,最长的《前哨》只出了八期,最短的如《十字街头》,只出了三期。工作条件是比较艰苦的。除主编这些刊物外,鲁迅还积极为《拓荒者》、《北斗》、《文学月报》等其他左联刊物写稿,关心它们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成为左联系统各报刊的实际上的总指导者。1931年3月,左联的外围刊物之一《文艺新闻》创刊,这是一个小型的周报,以报道国内外文艺界的新闻为主,以通讯、特写、访问记、报告文学等多种形式反映文艺战线的动态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意见,兼刊一些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办得比较活跃。鲁迅积极支持这个周报的出版,为这个周报写作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章,并在《我对于“文新”的意见》一文中,对这个周报的出版提出很多带指导性的建议。在鲁迅的支持下,以《文艺新闻》的编辑记者为核心成立了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隶属于左联,并在《文艺新闻》上出版《集纳》专页,“以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新闻学理论”。这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新闻理论的我国的第一个新闻学专刊。1933年以后,左联的刊物大部被封。恰好这时《申报》的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接编,转请郁达夫来约稿,鲁迅接受了,于是从1933年1月起就开始为《自由谈》写稿。

  

   《申报》的《自由谈》创办于1912年,向来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前任主编周瘦鹃就是这一派的健将,所刊多卿卿我我的言情小说。黎烈文主编后作了一些改进,以刊载随感性的时事评论文章为主,同时也刊载一些文学批评和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每天出一期,每期约3000多字,经常保持五六篇稿件。有时还围绕一个专题,组织专版,短小精悍,办得比较活跃。参加写稿的有不少是“左翼普罗作家”。鲁迅开始只是“漫应之”,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先后为《自由谈》写作了128篇短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中的大部分文章就是这一时期在《自由谈》上发表的。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其中的第一篇《逃的辩护》[26]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讥评。这些闪烁着熠熠的战斗锋芒的匕首和投枪,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使《申报》的发行数字,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由145400份增长到150600份。黎烈文去职后,鲁迅继续为《自由谈》供稿,一直到1934年8月。鲁迅为《申报》写稿的这一个时期,是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时期。1933年下半年至1936年他逝世这三年,鲁迅除了继续担任《文学》的编委和主编过三期《译文》(1934年9月创刊)外,没有再做编辑工作。主要精力用来写文章,为各个刊物供稿,用杂文和政论文进行战斗。这一时期,鲁迅先后在近20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其中发表文章较多的是《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文学》创刊于1933年1月,郑振铎主编,鲁迅和茅盾、郁达夫、叶绍钧等都是编委,是一个大型综合性的文艺刊物。鲁迅的《谈金圣叹》、《病后杂谈》、《又论第三种人》等26篇杂文,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太白》是一个以刊载杂文、散文、小品文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评论文章为主的刊物,陈望道主编,1934年9月创刊,只出版了一年。鲁迅的《考场三丑》、《论人言可畏》等23篇杂文,即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此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新生》(1934年创刊,杜重远主编)、《读书生活》(1934年创刊,李公朴主编)上,鲁迅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太白》停刊后,上海涌现了一批由新进作家主编的文学刊物和综合性时事刊物,这就是1936年初创刊的《中流》(黎烈文主编)、《作家》(孟十还主编)、《海燕》(史青文主编)、《文学丛报》(王元亨、马子华主编)、《夜莺》(方立中主编)等。鲁迅对这些多少能够讲点话的“稍有生气”的刊物,给以很大支持,关心它们的出版,为他们代约稿件,自己也积极供稿。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半夏小集》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文,就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上,鲁迅通过他所写的杂文,用犀利矫劲酣畅淋漓的笔墨,对形形色色泛起的沉渣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刻画、嘲讽和批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尊孔复古的官僚政客,鼓吹人性论充当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陈源、梁实秋,号称第三种人的苏纹、施蛰存,“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满脸西崽相的林语堂,披着民族主义文学外衣的法西斯鹰犬黄震遐、朱大心,打着小资产阶级文学旗号的叛徒特务杨村人,自称“革命文学家”实际上是“△”专家(即写三角恋爱的专家)的张资平,鼓吹“且喝杯中酒,国事管他娘”的反动文人曾今可和化名狄克的王明的门徒张春桥,都在他的笔下,撕破了画皮,露出了丑恶的嘴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三省,进一步挥军入关妄图吞并整个中国。蒋介石政府则推行“安内始能攘外”的卖国投降政策,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实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鲁迅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上,通过他所撰写的几十篇杂文,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中如刊登在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上的《友邦惊诧论》,刊登在1933年5月5日《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与题目》,刊登在1933年5月19日《申报》上的《天上地下》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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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方汉奇教授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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