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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雨:推进“一带一路”,实现体系内崛起

更新时间:2016-05-06 15:54:05
作者: 王江雨  
麦金德的理论既是加持也是诅咒。对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支持“一带一路”的理由了:挺进“心脏地带”,控制“世界岛”,进而雄霸天下,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大棋”吗?但对于国外那些处处通过“中国威胁论”的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人来说,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任何重大举动都极可能引发猜疑和敌视。

   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尤其是其中“西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利益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不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的猜疑而止步不前。大概最好的做法,就是如王缉思教授所建议的,“中国‘西进’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大国的疑虑和防范。要尽力避免它们联手排挤中国,不能以争霸、争权、争利的面目出现,动辄做出‘突破美国围堵’之类的姿态,视正常竞争为零和格局,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三、国际话语权与国际规则制定

   大国要有相应的国际话语权,这已经成为国人的通识,同时也是“痛识”,因为很多人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经济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相对来说很是轻微。

   比如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长期低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尽管中国经济总额已经超过了他们数倍。国际组织中中国籍的职员,虽然近些年人数在增长,但占的比例仍然很少,而且鲜少有居于决策岗位或者是关键执行岗位的。这些岗位通常是被来自美欧的人士所把持。此外,在国际规则制定与国际规则的形成方面,也少有中国的声音。

   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国际话语权是制定国际规则的基础资源。国际话语权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其实际意义很明确,就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掌控国际舆论和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能力和权力。一个国家是否有话语权,大体要看两方面的要素,第一是这个国家是否有实力,第二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这两个因素需要稍微细为解说才不至于引起误解。

   首先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 实力在国际政治上可以被定义为影响他国的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有形的硬实力包括国家的规模(人口、领土大小、国民生产总值)和能力(国民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等),还包括军事能力和情报能力。此外硬实力还包括一些无形因素,比如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政府团结人民的能力,人民的牺牲精神等。

   国家综合能力还包含一国的软实力。具体到话语权相关的软实力, 首先涉及一国在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号召力。一个国家如果能提出一套能够使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受益或潜在受益的国际价值观或理论,并且该国自身以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的行为方式践行和维护这套理论,那么该理论就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这就给了意识形态提出国莫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为改变另一行为主体的愿望是整个影响过程的关键。”意识形态就是关于世界是怎么样的、什么是对与错、世界怎么可以变得更好的一套说辞(Discourse),被他人接受后,就会内化为后者内心坚定不移的信念。“使一个或数个其他行为主体采纳你想要他们接受的观念,通过控制他们的想法和愿望来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这难道不是行使实力的最高明的方式吗? ”

   与话语权相关的软实力还包括制造思想及将思想转化为规则的能力。必须承认,在过去几百年来,国际社会在各个方面的行为规则都是西方国家制定的,在冷战以后,几乎所有的重大规则都是美国主导制定的。

   细究任何一个规则,比如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订立、合同履行、违约补偿、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者补偿、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规则,国际公法中的国家主权、自然资源利用、领土获得、政府继承、国家豁免、国际组织法律人格、人权与人道主义干涉、国家保护责任等法律原则,这些绝不仅仅是几句话、几段文字那么简单,每个原则背后都有其深刻的思想源头和复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既没有制造思想的能力,也没有以思想为基础发展出理论体系的能力,更没有将思想转换成有意义的规则的能力。

   此外,谈及国家在话语权方面的能力,不可忘记话语权平台和媒介的建设。任何话语,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表达出来,因而掌控最有影响力的媒介是取得最大话语权的前提。但必须注意的是, 媒介的影响力并不主要在于硬件, 而首先在于其叙事能力(展现和分析事实)和公信力(客观、公正、符合主流价值观),这方面国家权力干涉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自民间成长起来的独立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反倒更为容易让人接受。

   除能力之外,从国际话语权到国际规则制定,还看一个国家一假定其有相关能力一如何运用自身的能力。简而言之,在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参与,维持可见度,做到“声音大、说得好、有人听”。具体而言这表现为:

   第一,关心国际事务,对重大国际事项能摆明明确的态度和提出清晰而又具有面向解决问题意义的主张,做好随时介入的准备,即使最后有意策略性地选择沉默。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建设,使得本国籍人士在国际组织职员中占到较大比例。

   第三,积极参加国际会谈和国际组织活动,将自己的主张积极推销给他国,并通过谈判说服、外交、经济,甚至是必要情况下的胁迫手段(如经济惩罚)来努力使本国主张得到接受,最终形成通行的国际规则。

   质言之,一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的终极体现方式就是使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心悦诚服地接受或者不反对本国所推行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和目标,控制国际游戏规则,控制议事日程(包括突发事件的处理权),最终控制国际事务博弈的结果。

   以上述标准来衡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的分量确实很低。

   首先,中国还没有就国际事务、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提出思想,并将其加工成理论体系的能力。这种思想和理论创造能力的缺失,来自研究能力的低下。

   其次,中国也没有提出新的,或者改善,或改变现有国际规则的能力。如前所述,过去几百年,国际规则的制定都为西方所主导, 并没有什么规则是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所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先后提出了一些诸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等说辞和分析框架,在世界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此后进入“韬光养晦”时代,中国更多地愿意作为规则的接受者(rule-taker) 而不是制定者(rule-maker)。

   另外,中国对许多国际事务,尤其是和本国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全球事务,长期较多持置身事外的态度,这既包括中东非洲的战乱冲突, 也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农产品进口紧急保障问题。当然,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态势已经逐渐转向“有所作为”,在这方面有所改变。

   复次,中国在国际组织职员的比例仍然很低,很少有占据决策和执行之要津岗位者。再次,中国解读国际事务和阐述本国立场的语言仍没有和国际接轨,其表达很难为国际社会所听懂。但既然是对外宣传和表达,让别人听懂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中国还严重缺少世界级的具有公信力的传播平台和媒介。

   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工程能够为改变中国国际话语权软弱局面提供一个良好机遇。这种可能性在于:

   第一,“一带一路”本身自提出后,已经成为国际热议的话题,尽管对其具体内容仍有困惑之处,但外国政府、官员和学者鲜有低估其重要性者。可以说,“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测试,已经表明了国际社会认可中国提出和设定议题的资格和能力。

   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携巨大经济实力和沿线国家实现更深入的一体化和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但“互联互通”旗帜下的项目中,首先受惠的是沿线各国及其人民。这就使得沿线国家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换言之,中国已经处在有话语权的位置。

   第三,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成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选择。郑永年在《“一带一路”与中国大外交》中指出:虽然中国未必愿意自我标签为一种模式,但中国的发展道路无疑能给众多并没有从西方发展模式(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实际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启发。无疑,中国本身应该就是自身道路的最佳阐述者。中国的发展经验,既是中国的软实力,也强化了中国在这些领域话语主导者的地位。

   “一带一路”将中国置于强化和推广自身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优良位置。但能否真正实现加强中国话语权的目标,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实现自身的改革,包括加大对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世界地理等一切相关领域的基础学术研究。这方面最重要的其实未见得是研究资金的投入,而是要尊重学术研究规律,减少对研究的不当干预和研究禁区的设置,同时对学术界不能封锁信息,包括政府和学界要分享信息,否则造成国内学术研究和国外学界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一种畸形劣势。

  

四、推进“一带一路”,实现体系内崛起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间的“雷声”从未如此之大。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一直宣称要引导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今天虽然还能听到美国领导层这么说,但其声音已经相当微弱。对于善于发掘“对抗”迹象的观察者来说,近年来当今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是明显的。

   微观层面的,中美海军已经在南海演练“逼近”与“警告”,两国外交部门与涉外官员开始各种唇枪舌剑。

   从宏观上看,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政策,已经广泛地被解读为意图遏制中国。美国推行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经济融合程度最深广的自由贸易协议,却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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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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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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