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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蕾:业余写作、教育革命与“时代话语”的限度

更新时间:2016-05-06 15:31:39
作者: 黄蕾  

   一

   处于“十七年文学”中的“1960年代”部分,尽管并没有被概念化,不过人们已经逐渐注意到这段时期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比如唐小兵在解读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时,就认为这部在1960年代影响巨大的剧本和同时期另一部话剧《年青的一代》一起“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焦虑,关于后革命阶段的日常生活的焦虑”;“日常生活”开始成为时代焦虑的问题,究其根由,在于社会主义追求现代化的需求形成了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带来了“个人日常生活和经验层次上的片段化和零散化”,在唐小兵看来,这和“传统的有机社会的价值标准”相冲突。

   蔡翔则在《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中进一步详细的阐述了“物”、“消费”、“日常生活”在1960年代所引起的焦虑,在蔡翔看来,“在物质相对丰裕的1960年代,尤其在城市,某些消费主义的‘症候’已经隐约出现”,而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对“物”的警惕乃至焦虑与之正构成了“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传递出的是“工业化时代向消费时代悄悄转折的信号”,蔡翔直言:“如果说,在1950年代,物质丰裕的‘现代’成为一种控制社会的总体性的力量(这一力量导致了‘生产’的正当性),那么在1960年代,‘生产’(物质丰裕)却引起了‘革命’的焦虑”。“日常生活的焦虑”或者说“物的焦虑”所反映的正是当革命的理念贯彻入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治理之中、当现代性的需求和革命的理念相互碰撞时,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这一矛盾与冲突构成了1960年代的时代主题,也构成了1960年代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大背景,换言之,此一时期相当一部分的文艺创作所要表达的主题都致力于用“革命的理念”对“日常生活的焦虑”予以克服。尽管这“焦虑”在不同的文学文本中表现的不尽相同,教育的方式却大同小异,比如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的结尾,问题青年丁少纯在爷爷的教诲下幡然醒悟,唐小兵认为这幕话剧是用“最传统的忠孝驯服”取代了“革命”的基本价值,来召唤“革命接班人”,由此,传统父权体制的压制压抑了时代真正的焦虑。老一辈人充当教育者的角色,苦口婆心规劝“误入歧途”的青年人,确实在前三十年文学中屡见不鲜,不过此种“传统”究竟是前现代社会的“父权体制”传统还是延安以来的革命传统,恐怕需要进一步追问。蔡翔在分析《千万不要忘记》和《年青的一代》这类作品时,也注意到了教育的问题,他认为这两部话剧中通过把“革命史”转化为对“家史”的叙述重新确认了“‘老人—青年’的‘教育与被教育’的合法关系”。也即是说,在这些文本中,不仅文本本身承担者“教育”的功能,在文本内部,完成“教育”手段的也是“教育”——老人对青年的谆谆教诲。

   文化艺术承担着教育的功能,并不奇怪——在新中国的语境中,“教育”从来就不简单的体现为学校教育系统,而是一场面面俱到贯穿全社会的文化实践。大到社会运动,小到个人生活,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生产劳动,都或者是教育的对象,或者是教育的手段,最终要达到教育的目的——旨在建立一种新的意识、思想、文化和历史理解,1960年代的文艺创作自然也不例外;而老一代人的重新出场,不仅意味着对革命传统的征用,同时也说明,对于1960年代的年青人,“接受教育”是一件异常严峻的事情。能不能有效的用“革命理念”克服“日常生活的焦虑”,关乎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导权”上的争夺。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革命中国”将会面临着“解体”的危机。

   因为“日常生活的焦虑”投射的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性危机的存在:历经十年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国民经济体系,生产、分配、消费领域的差异在此时凸现,而城乡、农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也日益增大,三大差别无法消除,修正主义滋生,导致社会生活的现实土壤在不断生产着无产阶级的“敌人”。这种结构性危机的严峻性还在于,如果说,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曾试图对近十年所产生的官僚机构的常规化以及新形式不平等等问题予以克服,那么进入1960年代,新的局面则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把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的社会状况。

   以“教育”为手段,意味着,面对如此“危机重重”的社会状况,难以通过改善现实的生产关系来调整这一社会结构,而是致力于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来反作用于生产关系,通过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觉悟来克服“危机”,在思想领域对“日常生活的焦虑”予以斗争,以“主观”改变、创造“客观”。“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即在这一语境中展开。

   像丁少纯、林育生这样的青年,正处于此种社会状况中。针对这一时期的青年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不断的强调意义感,要求把超越性的人生意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连、要求年青人以共产主义道德来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可另一方面,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发展模式不断在产生等级制度、特权阶级。也即,这一代青年人被要求在思想层面克服现实生活中实际的差异性结构。生产关系不断产生实实在在的“不平等”,而这一代青年人却需要把这种“不平等”纳入到一种全新的对世界的想象中,通过一种想象性的革命理念既接纳这种“不平等”的现实存在,又要对其消化、克服、转化,防止革命走向自身反面的同时,还要开创出一个超越性的、总体性的生活世界。

   而对于即将毕业的青年学生来说,首当其冲面对的问题就是“就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是一个在现实层面关乎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三大差别所形成的等级制社会结构而导致的劳动分工,不仅意味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有时候还彰显着“体面与不体面”的尊严感。

   如何选择,体现的是能否实现自我克服、自我教育,能否重新认识被传统价值观视为“平凡”“低人一等”的工作,能否在这样的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找寻到人生意义,并且,最终在“意义感”的召唤下自觉自愿的服从安排。

   本文所试图解读的小说《接班人》,就讲述了一个高中毕业生,如何用“大话语”对“理发师”这样一种看似“低人一等”的职业观进行克服的过程。不过,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克服”本身,尽管作者“一厢情愿”的让小说中的人物成功的进行了“自我克服”,然而,就文本内部的逻辑而言,这场克服其实是失败的,是用一种“教条化”的方式完成的,也正因创作者的业余,无意中表达出了“时代话语”日渐“教条化”的状况;然而,作品本身又体现出创作者对这套观念性话语的深信不疑。也即,通过这篇小说的文本内外,让我更感兴趣的是,触及创作者感性世界的真实体验为什么只能被日渐“教条化”的语言所表达?

  

   短篇小说《接班人》发表于1963年第6期《上海文学》上,作者是杨秀昌,没有找到关于作者的更多信息,不过从这一期《上海文学》“本刊编辑部”的推介撰文来看,杨秀昌应该是一位爱好文学创作的业余作者。这篇就艺术而言不甚成熟的作品能在《上海文学》上刊出,得益于《上海文学》从同年三月举办的《灿烂的生活》征文活动,这次征文,针对的对象是“广大的业余文学工作者”,要求是“反映当代斗争生活的作品,使文学更有力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时代要求文艺大众化,不仅表现在创作对象上,也体现在创作主体上,这也是意图打破专业作家体制的一种努力;而且业余作者的创作也更能折射出社会普遍的看法,也恰是这篇构思不够精巧的作品,为我们进入1960年代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呈现出了文本之外的社会情感结构以及裹挟在其中的普通人的情感模式。  

   故事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城市中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如何从最初看不起理发师这一行业,到最后热爱并成为理发员的转变过程。

   取《接班人》为题目,就内容而言,指的是主人公“我”最终接了理发师的班,从此以理发为业。写理发师,却以“接班人”为题,象征意味很明确。“接班人”在中国语境中明确指称建国之后继承共产主义事业的年青一代;进入1960年代,随着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新困境,以及中苏关系交恶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将要“变修”的危机感,对“接班人”的培养也进入全面展开的阶段。“接班人”被寄予厚望,肩负着“反修防修”的重任,这一培养方案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如果说,马烽在195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韩梅梅》所处理的“青年人未来出路问题”还囿于就业危机层面的话;那么到了1960年代,“接班人”的提出则直接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青年人何去何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休戚相关,青年问题的严峻和迫切也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文中,这名业余作者把包含着如此巨大能量的“接班人”,当作标题安置在一篇小而又小的习作上,一方面折射出关于“接班人”的话语表达已经弥漫在普遍的社会氛围中;另一方面,赋予“理发师”以“接班人”的“地位”,至少对于作者本人而言,就不是站在一般的意义上去看待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以大局观、大视野超越了这份工作——小人物获得大视野,从而发挥自己政治上的“主观能动性”——首先发生在作者身上,然后,才发生在作者的创作中;亦即,这是一个被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意图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培养”一名“接班人”,让自己笔下的人物通过获得政治视野,超越“理发师”的职业局限,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

   把“理发师”与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贯通,是因为每一种职业都被镶嵌进了“为祖国服务”的体系中、都被纳入进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这样的意义感、崇高感使一份平凡的职业不再平凡而充满价值;不过,“理发师”这一职业在1960年代的中国语境中,还不全然等同于一份普通的工作;作为服务性行业的一种,在解放前的城市中,“剃头的”与“修鞋的”一样,是最低人一等的,不仅在于这是“伺候人”的行业,还在于缺乏技术含量;而且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剃头师傅”、“修鞋的”“小裁缝”大都来自于苏北地区,因为经济落后的缘故,大批苏北人来到上海以从事苦力、码头工人等职业为生,生活习惯也被认为粗鲁没文化;所以,“老上海”向来瞧不起苏北人,那就更别提“剃头的”了。技术含量低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是这一职业与一整套粗俗的生活方式相联。尽管小说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地域背景,但理发这一行当,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比较同属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更难获得尊严感。

   一边是地位低下的“理发师”,一边是承担建设社会主义重任的“接班人”,在一般性的理解中,这两者地位天悬地隔;要把这两者相提并论、等而视之,意味着要让一份“伺候人”的工作不仅获得尊严感,而且还拥有使命感,这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任务;不过透过作者创作本身可以看到,新中国的教育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是成功的,且看作者是如何让他笔下的人物也同样获得使命感。

   这篇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叙述者是第一人称“我”,又以诸多心理描写为主,恰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主体被召唤的过程。

   小说写于1963年,以倒叙的方式展开:

   ……当我整理好最后一把剃刀的时候,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回想起我这难忘的一年:

   去年夏天,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真是难过极了。整天待在家里,唯恐碰见自己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听说有些没有升学的中学生要安置到各种服务性行业上去的时候,真如冷水浇身,心想一个高中毕业生,去做这种工作,真是太没出息了。

“我”是一个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这一人物设定精心,针对性很强,直接面对的就是“中学生就业”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问题。与马烽写作《韩梅梅》的背景相似,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够充沛,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匮乏,无法满足相当一部分中学毕业生继续升学的愿望;因此一大批中学毕业生就面临着现实就业选择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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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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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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