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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霖亮:去孤儿院“观光”:消费弱者的慈善旅游

更新时间:2016-05-06 15:25:52
作者: 钱霖亮  
绝大部分永江福利院儿童都有身体残疾,家长们听了就感叹:这些孩子真可怜,遗弃他们的父母太不负责任、太残忍了。许多家长还认定这些孩子肯定是在永江市打工的外地人遗弃的。

   大多数家长也会站在福利院儿童的身边,对着子女说:“看看这些小朋友多可怜,这么小就被父母抛弃了,你们在家里有父母亲人的照顾,又有那么好的物质条件,是多么幸福,应该好好反省,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接着这段大同小异的话,不同的家长可能有不同的下文。有的家长批评自己的子女从来不知道珍惜,不努力学习。有的家长则鼓励子女以后来福利院做义工或者把他们的零花钱捐给福利院的小朋友。总的来说,家长带孩子来福利院的诉求有两种:增加子女的社交能力,以及反省自身,学会同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福利院对于这些家长的教育功能表露无疑:他们将福利院视为家庭的参照系,福利院儿童的生活必然不幸福的,以此来反衬家庭中孩子的幸福生活。也通过这样的对比,这些家长认为子女应该充分利用家庭所能够提供的物质条件来增强社会竞争力,比如努力学习以获得优异成绩,积极参加兴趣班培养广泛的兴趣,或掌握书本以外的多方面技能,这样才算是珍惜了来之不易的家庭幸福。

   此外,福利院的教育功能并不局限于作为家庭的参照对象,家长更直接希望它能够有助于增加他们的社会经验,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有位家长坦诚的说:“带孩子来福利院参观是希望自己能够为下一代作出表率,同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样他们未来才能够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用的人。”——很明显的,福利院儿童再次被认定是需要被同情的“可怜人”,既是家长培养子女成为对家庭、社会“有用”的人的工具,也是他们自身或者子女成为“有用”的人时必需的“垫脚石”——没有“弱势群体”作为参照对象就无所谓“强势群体”,没有对家庭、对社会“无用”的人,就无法界定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惟有“强势群体”才有权力去同情作为他们对立面的“弱势群体”。而这一同情引发的反思过程,以及努力成为“有用”的人的过程,本身即是一个社会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已有不少的学者指出,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方式上面临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他们一方面试图追随“西方的”、“中产阶级式”的子女教育理念,让孩子更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给他们施压以避免在市场化的社会竞争中落败。而这本身就体现了城市中产阶级父母对于社会流动性的焦虑。譬如永江的这些家长,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维系其家庭在整个社会等级制度当中的地位,但是现实还子女由于家庭条件的优越而生活“颓废”(迷恋网络、不擅交际等),看起来难担大任,所以他们需要费尽心机教育他们,培养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未来成为“有用”的人。在这个维系中产阶级家庭地位的过程中,家长们通过制造并利用福利院儿童“弱势群体”和“可怜人”的表述来促使子女进行反思,引导他们建立中产(乃至上层)的阶级意识,同时也再生产并且强化了福利院儿童和慈善人士之间的阶级差异。事实上,这种阶级差异的再生产并不仅仅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同时也是被想象出来的家庭与家庭、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当家长们在谴责弃婴父母的残忍,并强调他们一定是在永江市打工的外地人时,这一表述建构出一组二元对立的群体:一群是关心孩子各方面成长状况的本地中产(乃至上层)阶级家庭,一群是遗弃孩子的外地打工阶级家庭——孩子父母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及其地域来源都被纳入到阶级差异的再生产中(reproduction of class differences)。由此,福利院对于施行“慈善教育”的家长来说远不仅是促进反思媒介,更是进行阶级意识言传身教的工具。

  

   ▍慈善与不平等的“公民社会”

   “献爱心”、“社会责任感”等概念都是来访永江福利院的慈善人士经常用来定义自身行为的话语。“责任感”也常常被认为是志愿者们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最大动力和收获。由于慈善活动的公益性、自发性和非政府性,学者和舆论便不吝将他们阐释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慈善活动-公民社会-自由民主制”的三段论被广泛地挪用到理解非西方社会的慈善研究中,甚而也成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寄托。但如上文所述,中国慈善活动日益兴盛的同时,包裹其中的“慈善旅游”的活动本质却亦是方兴未艾,因而我们是否能够简单地用“公民社会”的崛起来定义慈善活动洪波涌起的境况?

   个体慈善人士和义工团体希望透过自发的公益行动来传递社会责任和关怀,但在此过程中,实际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不平等关系:将慈善的对象臆想为“不正常”或“可怜人”,并将他们“可怜”的“弱势群体”形象作为教育子女的参照系和塑造阶级意识的工具,甚至将他们的“不正常”作为旅游景观来消费。由此,“公民社会”的论调便陷入自我矛盾——本应同为所谓“公民”的慈善对象,在实际的慈善活动中不断被客体化、工具化,被想象和表述成不幸的边缘群体。因而,在此现实之下,轻言基于慈善的政治民主,实为言过其实。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2015年8月号,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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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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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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