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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波: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类学

更新时间:2016-05-02 20:56:24
作者: 黄剑波  
”⑦他提出四个理由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社会科学家们应该具备一种“社会学想象力”,而“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⑧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逃不过历史。因此,历史之于人类学,绝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甚至不仅仅是研究角度这么简单。难怪美国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如此说:“每个人类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历史学家。”⑨

   另一方面更为明显的是,人类学有其自身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人类学本身就是在历史中得以逐渐形成、确立、发展和延伸的。因此思想史的梳理是有必要的。另外,人类学家个体也是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中生活、成长、研究和写作的,再一次我们看到社会史和个人生活史的维度必须得到恰当的处理。还有一件不可忘却的事实是,现代人类学从其19世纪中后期形成以来,就已经处于一个历史上来说很新近的民族国家语境下,主权国家的传统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在对人类学历史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亚当斯发现,19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进化理论在人类学中的崇高地位,准确地反映了进步论在公众中的流行程度。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情绪中继续占据着学科的绝对中心地位,“一战”前后,由于世界失去了对进步的信心而被抛弃,“二战”之后,科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再次以新进化论的面目重新粉墨登场,到现在这个自我怀疑和动荡的时代又再次走向衰弱。⑩

   这个观察注意到了人类学理论发展史的社会史角度,换言之,由于社会的不同处境和问题意识,在人类学理论和研究上就反映为所谓议程的跳转。如在早期人类学的发生过程中,美洲大陆的发现,给各路学者和思想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他者的机会。进步论者在美洲原住民中找到了民族志的“缺失的环节”(missing link),而这是他们一直只能想象的原生社会形态的活化石。(11)原始论者找到了高尚的野蛮人,自然法则的信徒据此证实了所有人类社会皆由同样的规律掌管,而且这些规律必定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理性主义者则发现作为自然秩序一部分的这些规律必定也是合理的。后来的德国唯心论者在其文化完全独特的意义上找到了最满意的他者;美国印地安学家则找到了与自己同住一片土地的他者。所有这些视角,都成为美国人类学遗产的一部分直至今日。尽管其成熟果实过了很久才真正结出来,但人类学,至少是美国人类学在新大陆发现的那个时刻就不可避免地诞生了。

   再回到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维多利亚时代(女王在位时间为1837~1901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典进化论人类学所呈现出来的对社会发展的乐观态度。简言之,19世纪末期,英国学界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向外扩张的乐观主义氛围中,非常鼓励个人对异文化的实地考察。尽管后来这些自然学科开始分化,但是这些新分化的领域仍然继续共同关注田野调查。

   有意思的是,田野调查的兴起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似乎存在着某种共谋关系。在19世纪早期,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的知识精英是不屑于自己去进行田野工作的,认为那是一项不文雅和体面的活动,是地位低下的没有技能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则是表述解释自然多样性的理论工作。而且,19世纪自然标本的商品化以及摇椅上的学者与其资料的提供者之间单纯的商业关系,使得绅士阶层更加轻视田野调查,似乎收集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有成就的手工制品商人。(12)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这种情形完全被颠覆,追求实践目的的经验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摇椅上的理论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批评。科学教育的最佳地点被认为不再是演讲厅,而是直接调查的现场,无论是实验室还是田野点。田野调查者指出,摇椅上的理论家对科学训练和他们推测的事物的个人经验方面一无所知,无论遇到什么经验材料他们都没有能力去辨识其意义。进入20世纪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人类学领域中,泰勒、弗雷泽等早期学者被贴上“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的标签而成为笑柄。

   除了田野调查这个“新”研究方法的兴起和倍受重视之外,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在研究领域和关注上也与当时代的主要问题相关。例如,早期人类学家梅因、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等人都关注婚姻家庭问题,甚至包括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实质更多的是法律的问题和财产的问题。事实上,这些早期人类学家很多人就是律师,或者后来被尊为现代法学的先驱者。早期人类学家多有研究宗教,特别讨论宗教之起源和发展阶段的问题,这也于当时代基督教传统下的欧洲人试图理解其他宗教,或信仰体系的总体问题意识有关。

   以这个角度来审视“二战”以后的人类学,可以看到,与盟军的胜利以及美国的兴起相关的乐观主义情绪,在人类学中则表现为进化论的重新被发现,历史进步论再次成为学界及公共领域中的主导话语。同时,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有关,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也被重新发现。这个时期更为广泛的民族国家的独立,一方面导致了人类学领域内后殖民批判的出现,另一方面则间接地影响了结构主义的诞生及流行,因为原来的西方宗主国人类学家不能继续到原来的殖民地进行田野调查工作,转而更为倾向那种更为思辩以及更为强调普遍性的理论和观点。

   20世纪80年以来的人类学被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对各种传统的、权威的、宏大的叙事提出批判,解构、质疑、多样化等等,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反映在人类学理论上就是,后结构主义、实验民族志、女性主义等各种主张。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的人们越来越怀疑理性主义的效度和限度,而日渐强调身体、感官、主体等关键词。

   简言之,人类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探讨,其实与具体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主导思想紧密相关,就算不是那种简单的决定论的关系,也肯定不是在具体理论上的简单因果关系,至少也在乐观或悲观的基本态度,集中处理哪些关键话题的问题意识,甚至强调普遍性或多样性的倾向上有很大的影响。

  

   四、社会中的人类学家

   与作为整体的人类学学科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样,人类学家个体也是具体社会中的“产物”及参与者。后面章节中还会选择一些重要学者略作讨论,在这里仅指出一点,即人类学家的某个理论或研究与他是谁,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处境等紧密相关。我们这里主要不讨论马林诺斯基那种“戏剧化”或偶然性的田野工作经历,以及由此而诞生的人类学英雄神话;也不主要关注本尼迪克特因美国军方需要了解如何处理战后日本的问题而做的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著名研究,其《菊与刀》已经成为经典,在中国甚至一直是畅销书的行列。这种独特生活经历当然会带来研究议题和理论关怀上的重大影响,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家庭和个人素材对于理解一个人的研究和理论有何影响和意义。

   一个可见的简单事实是,人类学与其他很多学科一样,其中有相当多的重要学者有着犹太人的背景,如早期的博厄斯、马林诺斯基、杜尔干、莫斯,再到晚一些的列维—斯特劳斯、萨林斯,这还没算上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从整体上影响了现代人类学甚至现代思想的那些响当当的名字。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处境,但总体来说,作为在基督教主导的文明中生活的犹太人,无论这个犹太传统有多强烈还是甚至力图逃离,很容易产生一种社会的边缘感以及对自己传统的独特性认定。而这在博厄斯那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流亡纽约的德国犹太人的精神领袖,终其一生都在倡导和推广文化相对的理念,期待那些被歧视、被压制、被忽视的文化传统,当然也就包括了其自身的犹太人传统,都能得到起码的认可、尊重和欣赏。

   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类学家其他一些背景对于其研究和理论的型塑。例如,性别的差异就会带来对同一个问题或同一个文化的不同观察,最好的例子就是维尔纳对马林诺斯基的批评。作为女性,维尔纳注意到男性学者没有留意的一些文化细节,甚至可以说男性无法进入的“圈子”。尽管维尔纳与马林诺斯基之争还必须看到有历史上的变化这个因素,也就是说维尔纳所看到的岛民生活已经不是马林诺斯基曾观察的岛民生活了,但是性别之差显然还是一个重要的理解维度。而这也可以说是女性主义人类学带给整个人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人类学家自身的立场,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其他的,都会对其研究关注和理论思考带来影响。例如,道格拉斯对圣经利未记及洁净问题的探讨,除了她自己提到的分别是婆罗门和犹太人的两位朋友之外,她自己的天主教传统在其中也隐约可辨。而阿萨德对宗教的谱系、权力、现代性及世俗的形成等的关注,包括其早期的后殖民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穆斯林的家庭背景有关。另外,学者自己的阅读也会对其研究,至少是写作产生影响。例如,《格列佛游记》之于本尼迪克特,康拉德之于马林诺斯基。在这些广为人知的例子之外,其实几乎每个人类学家都有自己的阅读倾向和爱好。

   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和方面也值得继续探讨,例如研究者自己的性情和交往方式,这至少会影响到他进入田野的方式以及与报道人建立关系的不同方式。简言之,人类学家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社会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具有理论思考和学术训练的人。这也就是说,细致观察人类学家的个人生活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研究关注和理论倾向。就这一点来说,谨此推荐阅读格尔兹的学术性自传《追寻事实》。

  

   五、国家传统与人类学的历史

   人类学家个体是具体的社会中的人,而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是在具体的历史社会中发展而来,一个相关的议题是不同国家的社会处境及问题意识,产生了不同的人类学关怀以及南此而带来的复数的人类学史。(13)在此仅简单提及四个比较主要的国家传统: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法国社会学年刊传统,德国民族学传统,以及美国文化人类学传统。

   英国是早期进化论人类学发端的主要阵地。虽然泰勒是历史上第一位人类学教授,弗雷泽则最早使用“社会人类学”一词,但其社会人类学传统的形成更多地与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这两个名字有关。他们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功能”这个核心概念,并一道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规范。这一方面与英国长久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有关,另一方面显然与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事业有关。也就是说,英国人类学的一个主要议题和研究关注就是,如何认识殖民地文化以及殖民地管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自己,以及他们所训练出来的一批批学生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南太平洋群岛等地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在理论上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的整体论,并传承了泰勒等人以来所主张的比较方法。

   法国虽然也有殖民地的类似议题,也一直有着对特别是非洲、远东等地的研究兴趣,但杜尔干、莫斯等人确立社会学年刊传统,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社会”,所有的问题都要到这里去寻找解答,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决定论。虽然它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但显然其重点在于寻找一些更为普遍性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心智结构,或是象征结构。

与法国对于共性的强调相反的是,德国民族学传统从一开始就主张“差异”,强调不同和差异性。这或许与德国在欧洲传统上相对边缘的地位有一定关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德国唯心主义产生于德语民族在早期现代社会的独特历史环境。他们政治上被分化,且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理性和艺术成就上却与其他欧洲国家相若。这种境遇使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哲学,关注文化和艺术的成就,而不是政治或物质的成就;他们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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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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